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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随笔
作者：弗兰西斯·培根
内容简介
《培根随笔》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最重要的散文作家、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随笔集。内容涉及到政治、经济、宗教、爱情、婚姻、友谊、艺术、教育和伦理等等，几乎触及了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名学识渊博且通晓人情世故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培根对他谈及的问题均有发人深省的独到之见。《随笔集》语言简洁，文笔优美，说理透彻，警句迭出，几百年来深受各国读者欢迎。
译本前言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是哲学著作？是思想道德教育的书？是板起脸给你说教的书？都不是，你尽管把这本书当作一个饱学之士，要跟你做朋友，跟你促膝谈心，跟你谈到了人生的方方面面，启发你思考，让你自己来决定你的一生怎么走。《培根随笔》就是这样一本有魅力的书。做人之道，乃立身之本，政治思想远远不能代替，因为它不够全面。世世代代的家长都在教育子女做人之道，但基本上都是只言片语，由于家长自身的局限，很难全面，正确与否也有疑问；四百多年前的《培根随笔》当然不是圣经，也不全面，但直至今天，它还是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这些问题，至今还有参考价值，值得我们批判吸收。
随笔属于散文中的一种，跟抒情散文不同自不待言，它跟鲁迅的杂文、跟小品文也不同，相当于一些杂感；跟我国众多的诗话、词话形式上有些相同，但内容不同。培根的随笔更接近于论说文，涉及哲学、宗教、政治制度以及处世、修身养性，也就是俗称的做人之道等等方面。其实《论语》《孟子》也是这样的随笔，只是它们是孔子、孟子的门徒记下的随感语录。因为时代不同，它们过于言简意赅，后人更多的是去穿凿附会。但是这方面过分详尽的说教，又令人生厌。培根的随笔能成为名篇，流传至今，就因为它篇幅适中，又时常用一些生动的小故事和引言，以及富于诗意的比喻来说明一些哲理，把丰富的思想浓缩成名言警句，发人深省、耐人寻味。
在世界文化的积累中有着许多瑰宝，一旦你接触到，必然会醍醐灌顶、大开眼界。比如对流行音乐痴迷不能说有什么不好，但一旦你接触到古典音乐，你欣赏音乐的水平就能大大提高，你也就能鉴别流行音乐中的好坏了。
当然我们也不相信光读一本《培根随笔》就能解决我们所有的人生问题，我们还需要多读书、多观察、多实践。但我们也深信：开卷有益，助你一生。
弗兰西斯·培根（1561-1626）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散文作家，他同时是一位哲学家，是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在哲学方面他提出归纳法，批判当时的演绎法，这是哲学中一个重要的认识方法。他提出一要自由观察宇宙，二要以事实的实现为理论，三要注重经验所实证的结果，而不以诡辩为尚。这些科学原理在当今非常平凡，但在那时却是一种革命的理论。培根虽然没有什么科学发明，但他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这对科学的发展影响很大。据说他就是因为在露天试验时受了寒而死的。他的随笔1597年首先发表10篇，1612年扩到38篇，1625年才扩到58篇。
他的哲学著作有《论学术的进展》《求学的新方法》《纯正哲学大全》等等，其中《纯正哲学大全》是用拉丁文写的。
我是一个外国儿童文学翻译家，译过许多儿童文学作品，译这种著作还是头一次，又因为是用古代英语写的，困难多多，但因为我的语言修为还可以，总算啃了下来。我尽量用朴素自然，通俗易懂的文字。当今出版界教辅读物一枝独秀，其他读物都在苦苦挣扎，而出版工作者中的有识之士做着艰苦卓绝的工作，想要把优秀的读物送到小朋友手中，因此才有了介绍这本书的初衷，请我翻译，我也有同样看法，欣然接受了下来。
徐 朴
谈真理
“真理是什么东西？”彼拉多问，当时他并不想停下来等待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世上是有那么一种人（指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怀疑主义哲学流派。），喜欢随心所欲、自我陶醉，认为坚信一种信仰就是束缚自己，影响思考和行动的自由意志。虽然有这种看法的哲学流派已消逝，但这种动不动就一本正经长篇大论的智者还留下不少，不过他们身上的血管尽管跟那些古人一样，血管里流的血却不多，他们的说法也更单薄无力。
不光人们探索真理的过程困难重重、艰苦卓绝，而且一旦找到了真理，其必然会影响人们的思想，这倒反而有利于谎言，因为人们对谎言本身自然而然有一种堕落的偏爱。希腊哲学晚期流派中有一个人（指古希腊哲学家卢西恩，希腊晚期哲学怀疑主义的批判者。）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思考为什么人们喜欢谎言，这里边究竟有什么道理，他百思不解，照理说，说谎不像诗人为了快活写诗，商人为了营利经商，除非是为了谎言本身。我也弄不懂其中的原因，这个真理，那么坦坦荡荡，犹如光天化日，但是它并不为人间的假面舞会、哑剧和庆典增添光彩，远不如灿烂烛光能使它们显得富丽堂皇。真理或许能达到珍珠的身价，在日光下闪烁最佳的光彩，但是它达不到钻石和红宝石的身价，它们在各种不同的光线下都能流光溢彩。
真假参半的谎言确实永远能凑趣逗乐。人们不会怀疑，假如把一些空洞的意见、一些空中楼阁的希望、一些错误的自我评价、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从一些人的头脑里清除出去，那么留在许多人脑子里的，就只会是一些可怜巴巴缩水的东西，充满了忧伤，充满了无奈，让他们自己都感到厌恶。
有一个先哲曾经极其严肃地把诗歌称作“魔鬼的药酒”（此语出自柏拉图。中世纪圣·奥古斯汀也曾责备过诗歌是“魔鬼的诱饵”和“魔鬼的毒药”等。），因为它充满了想象，然而它也有说谎的影子。倒不是谎言在诗人的头脑里一掠而过，而是它深藏和盘踞在脑子里，在里边作祟，正如我们前面说过的那样。然而，尽管那些谎言潜伏在人们腐朽的见识和情感中，真理还是自己对自己作了判断，且教导我们：要探索真理就要像求爱求婚一样，认识真理就要直面真理，相信真理就要与真理同在，这才是人性中至高无上的美德。
在上帝创造世界的最初日子里，他首先创造的是感性之光，最后创造的才是理性之光，从此以后，他在安息日的工作就是用他的圣灵照亮人类的心。最初他把光明吹在物质或混沌世界的表面上，后来他又把光明吹入人类的面容里，直到现在他还在吹拂光明，把光明注入他特选的子民的面容里。
有一个哲学流派，在其他方面不如其他流派，但他们有一个诗人（指伊壁鸠鲁派哲学家、罗马人卢克莱修。）为这个流派增添了不少光彩，他说过一句特别精彩的话：站在岸边遥看船舶在大海上颠簸是一种乐事，站在堡垒的窗前俯瞰下面的激战和惊险也是一种乐事，但还有一种乐事什么都无法跟它相比，那就是站在真理的高地上（那是一个无法征服的山头，那里一派宁静，空气永远那么清新），下面山谷中的一处处歧路、一处处蜿蜒的羊肠小道，这里那里的雾霭升腾以及风暴的起处全都一览无余，因而使得那个观看的人永远怀着恻隐之心，永远不会自我膨胀或骄傲自满。的确，如能使一个人的思想因博爱而感动，安于天意，行动以真理为准则，那真是一种人间天堂的乐事。
说了理论上和哲学上的真理，再说说世俗事情上的真理。清清白白、光明正大，那是人性中的光荣，这一点甚至一些做不到的人也会这样承认。真假参半的谎言，就像金币银币中的合金，它们或许能方便铸造，却贬低了金银的价值。那些扭来扭去、曲里拐弯的方式是蛇行的方式，不是用脚走路，而是肚皮贴着地面匍匐爬行，十分卑贱。（《圣经》中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犯罪，于是神诅咒蛇：“你必须用脖子行走，终生吃土。”）
没有什么行为比发现一个人虚伪和背信弃义还要掩饰他的无耻更为可耻的了。法国著名作家蒙田在探究为什么谎言这个词会受到这样可耻可恨的指控时，说得再恰当不过了。他说，假如我们仔细斟酌，就会发现，我们说一个人说谎，无异于说这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勇敢的，在世人面前却是怯懦的。因为一个谎言可以面对上帝，在世人面前却要躲躲藏藏。虚伪的恶行和背信弃义是不可能堂而皇之说出来的，只有在请求上帝对一代又一代世人进行末日审判时，才能最后大声说出来。因此，曾有人预言，基督再次降临人间之时，再也找不到什么忠诚了。
谈死亡
人们害怕死亡，正如儿童害怕进入黑暗一样。儿童对黑暗的自然恐惧由于听多了鬼怪故事而增加，成年人也是如此。诚然，把死亡看做是罪孽的报应，是通向另一世界的必由之路，那是神圣的，合乎宗教教义的。但是，由于至今处于未赎罪状态，把死亡看做是一种献祭，而又对之心存畏惧，则是一种怯懦的表现。而在宗教的反省中，有时也难免掺杂虚荣和迷信。在某些修道士的苦行录中，你应该读到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应该自己想想，假如他的指尖受到挤夹或刑罚，那会有多么疼痛；因此不难想象，当你全身腐烂、肢体分解时，你的痛苦会有多么巨大。但你也得想想，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在许多情况下，比肢体受刑的痛苦要少一些，因为人身上大部分器官并非是痛感灵敏的器官。有一个人（指塞奈喀，古罗马哲学家。），他是作为哲学家，又是作为凡人说话的，他说得非常好：“伴随死亡而来的一切，甚至比死亡本身更让人畏惧。”呻吟、痉挛、失去血色、亲友的悲泣、黑色的丧服以及葬礼之类，使死亡显得更加恐怖。
有一点值得注意，人类头脑里的感情不会那么软弱，它跟死亡的恐惧不相上下，甚至能控制死亡的恐惧。因此，死亡并不是那么可怕的敌人，一个人有那么多依靠如影相随，定能在这场较量中获胜。复仇使人战胜死亡，爱情使人蔑视死亡，荣誉使人慷慨就义，而悲伤更是使人恨不能向死亡飞扑过去，只有恐惧才会使人在死亡尚未到来之前心灵就先死了。
并且，我们还读到，奥陶大帝（罗马皇帝，三十八岁时因战败而自刎身亡。）自刎以后，怜悯（那是一种最温柔的感情）也促使许多人跟着去死，作为最忠诚的追随者，他们这样做仅仅是出于对君王的同情。
不仅如此，上面提到的那位塞奈喀还补充道，养尊处优、酒足饭饱也会使人不畏惧死亡。他说：“你想想看，你日复一日重复着同样的事情，又怎么会不厌倦呢？一个人，不那么英勇，也不那么贫穷，只是厌倦了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情，他也会想死。”（出自塔西佗的《历史》第3 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伟大人物在死亡来临时，他们的变化是极其微小的，直到最后一刻，他们看上去还是同样一个人。奥古斯都·恺撒（为古罗马皇帝和英雄人物。）是在向皇后致意时死去的：“永别了，里维亚，请你终生记住我们婚后的美好时光！”提比留斯（为古罗马皇帝和英雄人物。）大帝掩饰他的不适，正如罗马史学家塔西佗说的那样：“他虽然体力不支，神情依然镇静自若。”菲斯帕斯（为古罗马皇帝和英雄人物。）是坐在椅子上说说笑笑死去的：“我想我快要成为神了。”卡巴尔（为古罗马皇帝和英雄人物。）是向前伸出脖子，说出这样一句话后去死的：“杀吧，只要这对罗马人民有好处。”塞泼蒂缪·塞纳留斯（为古罗马皇帝和英雄人物。）是在好像急于了结什么事情时死去的：“还有什么事情要我去做，那就快点吧。”
斯多葛学派在死亡这个论题上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由于他们为讨论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使死亡显得更令人畏惧。罗马诗人朱维耶说得好：“我将死亡的终结看做是大自然的一种恩惠。”死亡是那样的自然，就跟一个婴儿出生一样。死亡是痛苦的，出生也同样是痛苦的。
在热烈追求中死去的人，如同那个在热血沸腾中受伤的人一样，他在那时是很少会感到疼痛的。因此，一个思想坚定、一心致力于行善积德的人，是确实能转移他对死亡的悲哀的。
但是请相信，尤其重要的是，当一个人达到了有价值的目标，实现了自己的期望，那是最好的挽歌。（出自《新约·路加福音》第2 章第29节。）死亡也是最好的挽歌，它打开了好名声的大门，也平息了世人的妒忌。
谈宗教统一
宗教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团体，要是它处在真正统一的团体中，那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有关宗教的种种纷争、种种分裂的坏事，是那些异教徒所不理解的，原因是异教徒的宗教里所包括的更多是仪式和典礼，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信仰。你可以想象，当他们的主要的宗师和教堂里的长老都是诗人时，那么他们的信仰会是一种什么信仰。但是真正的上帝有这样一种品质，那就是，他是一个要求绝对忠诚和崇敬的上帝，容不得调和与掺杂。因此有关宗教的统一，我们应该少说几句，只谈统一的结果、统一的界限和所用的方法。
统一的结果（统一到接近让上帝十分满意为止，上帝满意才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有两方面，一是对教会以外的人而言的方面，一是对教会以内的人而言的方面。对前者来说，异端和分裂毫无疑问是所有丑事中最丑恶的事情，甚至可以说比伤风败俗还要丑恶。因为正如在正常的身体上有一个创伤，或是应该衔接的部位分开了，这甚至比四种体液配合不均（中世纪生理学认为人体有四种体液：血液、黏液、胆汁和忧郁液，都可以对人的性格和健康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四种体液配合不均，人就会生病。）还要糟糕，在精神上也是如此。因此，没有什么比违反统一、把人拒之教会门外或把人赶出教会更为过分了。这就好像是有人在异教徒的密室里寻找基督，而另外一些人则背对着教会大门的时候，有人在说“看，那人在荒野上”，另外一些人则说“看，他在密室里”。这种时候，人们的耳朵里需要时刻听听这样一个声音：“不要出去。”（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24 章第26 节。）那个非犹太人的宗师（这里指圣·保罗。）（他的使命感十分得体，使他对那些教外的人特别关注）说：“如果一个异教徒走进来，听见你们用几种语言各说各的，难道他不会说你们疯了吗？”无神论者和那些不敬神的人，听到宗教里有那么多杂乱无章、矛盾百出的东西，他们的话肯定也不会好听到哪里去。这种情况下，他们一定会转身离开教堂，和那些蔑视教会的人坐在一起。（出自《旧约·诗篇》第1 章第1 节。）有一个冷嘲热讽的大师，他有一些装装门面的藏书，在他的目录里，他列出一本标题叫《异端派的摩尔舞（一种英国的民间舞。）》的书。在这样严肃的事情上提出这样一件事作例子，并没有什么分量，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这件事却贴切地道出了这种不正常的现象。事实上，不同的异端教派往往有不同的态度和自抬身价的做法，无非就是鼓动世俗之徒和道德败坏的政客嘲弄教会，而他们这些人本来就易于蔑视神圣的东西。
至于宗教统一的结果，对那些教内的人来说就是和平。和平包含无尽的祝福，它建立信仰，点燃仁爱，教会外部的和平能净化良心的平和，把写作和阅读有争论文章的劳苦转化为订下苦行和奉献的协议。
关于统一的界限，摆正它们真正的位置，那是十分重要的。这个问题上出现两个极端。对于某些过激的人来说，任何息事宁人的言论都是可恶的。“这是和平吗，耶和华？你跟和平有什么关系？转身到我后面来吧。”（出自《旧约·列王记下》第9 章第18节。）和平算什么事，跟从和结派才重要。与此相反，有些劳迪嘉派（出自《新约·启示录》第3 章第14—16节。）和不冷不热的人，他们以为他们能用不偏不倚和巧妙调解的方式，迎合宗教不同的观点，好像他们能在上帝和人类之间作出一个裁决。这两个极端都要避免，而要做到这一点，只有用基督徒联盟的两个相辅相成的条款，那是基督亲自圈定下来的，它们彻彻底底清清楚楚地作出解释：“凡是不帮助我们的就是反对我们的”以及“凡是不反对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出自《新约·路加福音》第11章第23节和第9 章第50节。）这就是说，凡是经过真正深思熟虑的、一些宗教的基本的实质性的观点，是区别于那些有关于信仰、意见、有关仪式和有关意愿的。这在很多人看来，是一些已经做到的小事情，但在做这些事情时少持一些偏见的话，就会得到更多的拥护了。
关于这点，我在我这篇小小的文章里只提出一个意见，人们应该警惕两种争论分裂上帝的教会。一种是引起观点争论的事情过于细小，不值得激动也不值得争吵，那只是一些矛盾激发出来的。一个基督教的教父就曾注意到，基督的外衣是没有接缝的，但是教会的外衣却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出自《新约·约翰福音》第19章第23节）因此他说：“可以允许有不同的颜色，不过不可以让它有分裂的地方。”“和谐统一”跟“专制化”是两件事情。还有一种，引起观点争论的事情是一件大事，但是争到后来变得微妙和模糊了，变成了巧言善辩的争论，而不是实质性的争论了。一个具有判断力和理解力的人，有时应该听听一些无知的人的不同意见，他心里应该非常清楚，这些意见虽然那么不同，实际上是一回事，虽然这些无知的人是绝不会同意的。碰到这种人与人之间判断出现差距的时候，我们该想想，天上的上帝是懂得世人之心的，难道他不会分辨一下，脆弱的世人在看法出现矛盾时，心里想的却是同一件事情，从而把这两种看法全都接受下来？对这些争论的性质，圣·保罗表达得十分清楚，他提出警告，说出这样的箴言：“要力戒世俗的新说和敌视正道的似是而非的学问”（出自《新约·提摩太前书》第6章第20节。），他对这两种倾向给予了同样的关注。人们制造出本来没有的冲突，而且把这些冲突冠以固定不变的新名词，以至于本来应该意义支配名词，实际上反而名词支配了意义。说到和平或统一，也有两种是虚假的，一种和平是以含蓄的愚昧无知为基础的，因为所有的颜色在黑暗中都没有了差别。还有一种和平是干脆容忍一些基本观点的对立。真理和谬误在这种事情上，就像尼布甲尼撒王（传说中古罗马城的创建者。）梦中所见的偶像脚趾上的铁屑和泥土一样（出自《旧约·但以理书》第2章第33节。），它们可以粘在一起，却不会融为一体。
说到获得统一的方法，人们一定要明白，在获取宗教统一的过程中，或为此提供的条件中，千万别去取消和诋毁仁爱的律法以及人类社会的准则。在基督徒中间有两把剑，一把是宗教的，一把是世俗的，这两把剑在维护宗教上都有相应的职责和地位。但是我们不可以拿起第三把剑，那是穆罕默德的剑和其他类似的剑，那就无异于用战争去传教，用血腥的迫害去征服人心。除非在某些情况下，才能不得已而为之，如：对众所周知的丑行、亵渎的行为或阴谋反对国家的策划，更不用说心怀叛变的仇恨，授意阴谋叛乱，把剑交到人民的手中。这类行为都是倾向于颠覆整个朝廷，而这个朝廷又是顺应上帝的意旨而建立的。拿起第三把剑，就是拿第一块石碑去跟第二块石碑（第一块石碑记载人对神的责任，第二块石碑记载人对人的责任。）猛烈碰撞，就是把人当做了基督徒，而忘了他们也是凡人。诗人卢克莱修看到阿加曼木侬（阿加曼木侬为迈西尼王。）竟狠心把他的亲生女儿当做祭品，曾经叹息道：“宗教令人作恶竟到了这个地步！”
要是他听到法国的大屠杀和英国的火药阴谋（法国的大屠杀，即1572年圣巴托罗缪节大屠杀；英国的火药阴谋，指1605年11月5日阴谋炸英王及国会。），不知他还会作何感叹，只怕他的享乐主义和无神论要比以前彻底不知多少倍了。世俗这把剑在宗教诉讼中是要十分谨慎小心才能出鞘的，因此，把它交到普通人民手中，那就是更加荒唐的一件事了。就把这把剑交到再洗礼论（这种论断盛行于15世纪，主张尊重个人意见和信仰。）者和复仇女神为止吧。魔鬼说：“我要上升，上升到至高无上的上帝。”（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14章第14节。）那是一种亵渎行为，但如果假冒上帝，再说出这样的话：“我要下降，下降到黑暗之王（即魔鬼。）”，那就更是天大的亵渎行为了。如果使宗教的审判下降到一些残忍的、该诅咒的行为，如：谋杀君王、屠杀人民、颠覆国家和朝廷，那又能好到哪里去呢？这肯定是贬低了圣灵，就好似用秃鹫和渡鸦的样子代替了鸽子的形象，基督教会的船舶上挂出了海盗和暗杀者三桅帆船上的旗帜。因此，教会要凭借教义和教律，君主要凭借权威，所有有学问的人，无论是神学家还是伦理学家，要用他们的接引神的拐杖（希腊神话中接引神何密斯像手持拐杖一样，接引亡灵到阴间，这里指学术和教育的引导力量。），诅咒那些有同样倾向支持上述恶行和见解的人，并把他们赶往地狱，就像我们已经做过的大多数事情一样。无疑，在宗教的言辞中，那位使徒（指圣·雅各。）的话应放在首位：“你生气也没有用，人的怒气并不能成全上帝的正义。”（出自《新约·雅各书》第1 章第20 节。）
有一个聪明的教士，他的话值得注意，他说得相当坦率：那些主张压迫良心并劝说别人这么做的人，一般来说都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并发自内心对此感兴趣的人。
谈报复
报复是一种野蛮的裁判，人类的本性越是倾向于它，法律就越是应当去除它。因为头一个人犯法是触犯了法律，而对这种犯法进行报复，那就是置法律于不顾了。
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在进行报复时，你跟你的敌人是处在相同的地位的，但要是你让事情平息下去，你就比你的敌人高出一头了，因为这是要有君王的气度才能做到的。所罗门曾经说过，一个人不计冒犯，不进行报复，那是一种光荣。过去的事情一去不复返，聪明的人对于现在和未来的事情非常重视，因此他们确实对斤斤计较于过去的事情非常蔑视。没有人为了作恶而去作恶，无非是为了赢得利益、满足自己和出于面子等等。因此，我为什么要对那个人生气呢，就因为他爱自己胜过于爱我？即使有人作恶也只是天性邪恶，那又怎么样呢？那也不过像荆棘和石楠一样，它们除了扎人，就别无所能了。
最容易让人宽恕的报复，就是报复那种法律没有惩处的恶行，但那时报复的人也得注意，他报复的办法也得是法律所无法惩处的。不然的话，那个人的敌人还是取得了先手，而且你是双倍地吃亏。有的人实行报复，想要对方知道报复来自何方，这是一种大度的表现，因为他的目的并不是伤害对方，更多的是要对方悔悟；然而那些卑鄙和狡猾的懦夫，他们的所作所为就像是在黑暗中射出一支箭一样。
科斯莫斯，那个佛罗伦萨大公，曾经说过一句很极端的话，他反对背信弃义和置朋友于不顾，好像这些都是不可原谅的恶行。他说：“你在《圣经》中读到过，基督嘱咐我们要宽恕我们的敌人，但你从来没有读到过要宽恕我们的朋友。”约伯（《圣经》中的一个人物，虽然遭受极大的困苦，但始终笃信上帝。）的精神格调就要高得多，他说：“难道我们从上帝手中接过善的时候，也不愿意去掉我们的恶吗？”
因此，在朋友的问题上我们也应当恰如其分。这一点是肯定的，当一个人念念不忘于报复时，他的伤口始终在流血，不然的话，他的伤口是能治愈的，而且治愈得很好。
公众的报复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侥幸的，为恺撒（罗马皇帝，公元前44年被共和派阴谋刺杀，侄子屋大维为他报仇。）之死、为波提那克斯（公元2世纪罗马皇帝，为叛军所杀，其部下为他报仇。）之死、为法兰西亨利（法兰西皇帝，1589年被弑，其子亨利四世为他报仇。）之死进行的报复就是如此，这种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是私人的报复就不一样了。志在报复的人过着一种巫婆的生活，他们对别人作恶，自己到头来也不会幸福。
谈逆境
塞奈喀（古罗马哲学家。）仿效斯多葛派曾经说过一句名言：“好事属于顺境，那是人人所期望的，但是好事属于逆境，那就值得人敬佩了。”——一帆风顺固然令人羡慕，但逆水行舟更令人钦佩。确实如此，要是奇迹主宰自然，它们多半是在逆境中出现的。塞奈喀还说过一句更加高明的话，因为他是一个不信任何宗教的人，这句话比前一句话更显得高明：“在一个人的逆境中，有凡人的脆弱也有上帝的保佑，那才是真正伟大的地方。”这句话要是在诗歌中也许会起到更好的作用，因为在诗歌中更容许超然存在的东西。诗人确实在孜孜不倦地追求此道，实际上诗人在他们那些离奇的故事里描绘的也正是这一点，看来，它也不无一些神秘之处。不仅如此，它还与基督徒的情况相接近。当赫拉克勒斯去解救普罗米修斯（他是人性的代表）（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的大力神。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盗天火而触怒宙斯，被缚于高加索山上，后为赫拉克勒斯所救。）时，他是坐着一个土罐或大水罐一路远渡重洋的，这生动地描写了基督徒的决心，用血肉之躯驾着一条风雨飘摇的小船，穿越世界的大风大浪。
平心而论，顺境中需要的美德是节制，而逆境中需要的美德是坚韧，那是一种更富英雄主义色彩的美德。顺境是《旧约》的赐福，而逆境是《新约》的赐福（《旧约》劝诫人类信仰上帝以获取幸福，《新约》劝诫人类承受因信仰而招致的痛苦。）。然而即便在《旧约》（此处指《圣经》中的《旧约·诗篇》。）里，当你聆听大卫的琴声时，你也会听到许多灵车经过时奏响的哀乐。圣灵的笔触所花的工夫，在描述约伯的悲痛方面，远超过了对所罗门幸福的描述。在顺境中不无许多忧虑和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在逆境中也不无种种的安慰和希望。我们在欣赏针织品和刺绣的时候，更喜欢背景很暗很黑而图案生气勃勃的作品，而不喜欢背景明亮而图案阴暗忧郁的作品。因此，判断心灵是否快活是通过视觉是否快活去进行的。
美德确实就像名贵的香料，要在焚烧或者碾碎时才能散发浓郁的芳香。顺境最能暴露丑恶的东西，而逆境最能昭示美德。
谈伪装和掩饰
掩饰只是一种模糊的策略和计谋，因为它要求一个睿智和非常有魄力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要说真话，什么时候要进行掩饰。因此，只有很差的政客才会一味地隐藏自己真实的思想。
塔西佗说，对什么是丈夫的谋略，什么是儿子的掩饰，里维亚（奥古斯都大帝的妻子。）分得清清楚楚，她认为谋略或策略是属于奥古斯都的，掩饰是属于提比略的。还有，莫西阿努斯（公元1世纪时罗马的名将。）在鼓动菲斯帕斯率领军队进攻维特利阿斯（罗马皇帝，即位8个月后就被打败并杀害。）时也曾说过，我们现在起来反对的既不是具有洞察一切判断力的奥古斯都，也不是小心掩饰的提比略。有谋略及策略，和小心掩饰，这些实际上是一个人的习性和本领，是能区别开来的。如果一个人具有洞察一切的判断力，他就能分辨出哪些事情可以公开，哪些事情要秘密进行，哪些事情让它处在半明半暗中；同时也知道应该是对哪些人在什么时候去做这些事（那确实是国家的策略和政治生活的谋略，塔西佗说得很确切）。对这样的人来说，掩饰反而成了阻碍，是一种很不高明的手段。但是如果一个人无法达到这种水平，那么他一般来说就只有小心掩饰，做个隐藏自己真实想法的人了，因为一个人在特殊情况下若不能作出抉择和改变，对他来说，通常最好采取最谨慎最安全的办法，这就像一个人在看不太清楚的情况下，走起路来要放轻脚步一样。当然，那些一向最能干的人，都早就在处事上表现了坦白和真诚的特点，也早就有了诚信可靠的名声。后来，他们像一些训练有素的马一样，对经过的地方辨认得一清二楚，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转弯。即使到了有些时候，他们认为在某件事情上确实需要掩饰，并确实用了掩饰的手段，由于他们处事清白、诚实可靠的美名流传很广，也不会让人觉察到他们使用了这种手段。
隐藏和掩盖一个人的本来面目有三种轻重不同的程度。头一种是深藏不露，保持缄默并严守秘密，这也就是说，让别人对自己无从观察，对自己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抓不到一点儿把柄。第二种是掩饰，让人产生一种否定的印象，这就是说一个人故意漏出一些迹象和言论，表示他不是那种人，实际上他是那种人。第三种是伪装，让人产生一种肯定的印象，就是一个人不怕辛苦地惟妙惟肖地假装是一种人，而其实他并不是。
说到那头一种严守秘密，听人忏悔后进行保密确实是一种美德。而且，一个嘴巴很紧的人肯定能倾听很多人的忏悔。谁又会愿意向一个胡说八道、喋喋不休的人去坦白自己的事情呢？但是，一个人被别人认为嘴巴紧，那就会招来别人更想发现他的秘密，因为越是深藏不露的样子，他肚子里可以坦白的东西就越多。还有，忏悔中透露出来的东西并不是为了世俗的效用，而是为了一个人得到心灵的安宁。因此，严守秘密的人知道许多诸如此类的事，尽管有些人很愿意摆脱自己的心事，却不愿意透露自己的心事。简而言之，由于保密才有神秘。
除此之外，老实说，思想也好，身体也好，毫无遮拦是不妥当的，而且，一个人的举止行为不公开为人所知，反而能增加不少尊严。至于一些喋喋不休的轻浮之徒，他们是空虚的轻信之徒，因为他们既说一些他们知道的事情，也说一些他们不知道的事情。这里不妨确定一点，那就是严守秘密的习性是属于政治和道德两方面的。从这一方面来说，一个人不要让他的脸部表情说话，而要让他的舌头去说话，这是有好处的，因为一个人由于自己脸上的一系列表情被人发现他的本来面目，那是一种弱点，是一种自我暴露。人们对一个人面部表情的注意和相信的程度远远胜于对他言辞的注意和相信。
说到第二种掩饰，往往在必要的时候，保密随之而来的就是掩饰。因此，一个人想要保密，他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做一个隐藏自己真实思想的人。因为人们太狡猾了，一个人如果在双方之间保持不偏不倚，同时保守秘密，在天平上不向任何一方倾斜，那他们就会去折磨他，就会用种种问题去困扰他、引诱他，探出他的口气，他要不是荒唐可笑地保持缄默的话，就难免在某些方面泄露一点倾向性来。如果那人一言不发，那些人也会从他的沉默中搜集到许多东西，如同他亲口说出来一样。至于模棱两可和深奥莫测的话，也经不起盘问，维持不了多久。因此，一个人不给自己一点掩饰的空间，就不可能保守秘密，掩饰就像是保密的拖裙一样。
现在说到第三种，伪装和虚伪的表白，除非在一种重大的和难得的场合不得已而为之，我认为这种做法是不够具有策略的，应当受到谴责。因此，一般伪装的习性（也就是这第三种做法）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出自本性虚伪或胆小怕事，或是因为一个人在心智方面有重大的缺陷，必须把自己乔装打扮起来，这也促使他在其他方面去加以练习，唯恐他这一手会荒废。
伪装和掩饰有很大的好处，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头一个是麻痹对手，使自己可以对他们出其不意。因为在节骨眼上将一个人的意图公布于众，那就无异于敲响警钟，号召所有人去反对他。第二个好处就是给那个人自己保留一条合情合理的退路，因为一个人一旦用发表声明来约束自己，那么他就必须坚持到底，要不就只有垮台。第三个好处是能更好地发现另一些人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事情。因为人们对那个坦白自己的人，几乎是不会表示反对的，只会很礼貌地让他继续说下去，而他们自己呢，就把说三道四的自由转变为思想活动的自由了，也就是不会发表意见，只会在内心进行一些思想活动了。因此，西班牙人有一句十分深刻的谚语：说一句谎话能找到一个真理。这就好像是说，除了伪装，就别无他法去发现真理了。
与之相辅相成，伪装和掩饰也有三个坏处。第一个坏处，一般伪装和掩饰都带有胆小怕事的色彩，它在任何事情中让你难以直接达到目的，就像飞鸟总是在四周盘旋难免糟蹋羽毛一样。第二种坏处就是使许多人有想法，感到迷惑不解，这样一来，这个人就差不多只能独自去实现自己的目的了，而本来的那些人说不定是会跟他合作的。第三个坏处，也是最大的坏处，就是它剥夺了一个人最主要的行为准则，那就是一个人要有信用，不能违背信仰。最佳的组合和最佳的调适，就是名声和舆论方面要给人坦诚的印象，要有保密的习惯，而又能适时运用掩饰，并且，在没有其他补救办法的时候，也要有作假的本领。
谈父母和子女
父母在子女面前，一切喜怒哀乐都藏在心里。子女带给他们的欢乐和担心，他们也很难向随便什么人吐露。为了子女哪怕吃苦耐劳，也心甘情愿，正因为这样，他们的不幸往往接连不断；但是生活中有了更多牵挂，即使走投无路，他们也很少会有死的念头。
传宗接代是所有动物共同的特性，但是流传功业、名声和高尚的德行却只有人类才有。人们当然也能看到，一些没有后代的人也有众口皆碑的功绩，也奠定了伟大的基业。尽管他们的肉体形象不能够通过后代流传下去，但是他们用自己的德行努力创造的精神形象却能够永世相传。结果，最关心后代的人，倒好像是那些没有后代的人。
最早创立家业的人大多对子女非常宽容，他们不光把子女看做血脉的延续，也看做是他们事业的接班人。不光是他们这样看，他们的子女和家里人都这么看。
父母对子女的感情往往有区别，有时候跟子女的表现很不相称，母亲表现得尤其明显。所罗门说：“智慧之子使父亲欣慰，愚钝之子使母亲蒙羞。”人们往往看到，子女众多的家庭里，一两个大的子女受到重视，最小的子女受到娇宠，中间的子女并不被父母放在心上，而他们往往成为最有出息的子女。
父母在子女身上用钱的时候不能吝啬，否则就会犯下大错，使子女自觉卑贱，以至于学会哄骗，跟坏人为伍，即使以后有了钱，也会贪得无厌。事实证明，最明智的做法是严管自己的子女，而不是看紧自己的钱袋。
父母（同样包括师长和仆人）最愚蠢的做法就是听任子女小时候你争我夺，这样他们大了会相互不和，造成家庭纠纷不断。意大利人对待自己的子女和侄甥以及其他近亲的孩子一视同仁，只要是出自同一家庭，都看做是自己亲生的。其实这倒也跟自然血统相符合。我们有时候说外甥像舅，说一个孩子不像自己的父母，反而像一个亲戚，这都是因为自然血统的关系。
父母想让子女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受什么教育训练，应该及早选定，因为子女小的时候可塑性更大一些。父母不必过分关心子女的天性倾向，认为应该让他们从事他们最想从事的职业；但如果子女的爱好和才智确实不同一般，那么父母最好也不要去横加干涉。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一句箴言还是挺管用的：“选择最佳的职业或训练，久而久之，习惯适应了，就会化难为易。”
最小的弟弟往往最走运，但如果他们的兄长被剥夺了继承权，那么他们就很难或永远不会幸福了。
谈结婚与独身
有妻子儿女的人向命运交出了抵押品，因为妻子儿女对他们做的大事总是有种种阻碍，无论是行善还是作恶。因此，有益于公众的一些善事和伟业都是没有结婚的人或没有子女的人做出的，因为他们的感情和他们的财产都跟公众联了姻，捐赠给了公众。有子女的人按理说应该最关心将来，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最宝贵的东西全都移交给将来。有些过独身生活的人仅仅考虑他们自身，认为将来无关紧要。还有一些人认为妻子儿女不过是到时收钱的账单。更有甚者，有一些有钱的吝啬鬼愚蠢透顶，没有子女还觉得很得意，觉得自己因此更有钱了，这或许是因为他听到过一些闲言碎语，有一个人说：“某某人才是一个大富翁”，而另一个人却说：“也许是吧，不过他有一大堆子女，负担很重”。就好像有了子女，财富就会减少似的。
但是过独身生活最普通的原因是想自由自在，特别是一些随心所欲、自得其乐的人，他们对任何拘束都很敏感，甚至会把腰带和吊袜带都看成是束缚和镣铐。不结婚的人是最好的朋友、最好的主人，也是最好的仆人，但并不总是最好的臣民，因为他们动不动就要逃跑。几乎所有的流浪者都是这样的人。独身生活很适合教士，因为仁慈如果先浇灌了一个池塘，那就很难浇灌土地了。对法官和地方官来说，独身与否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想受贿又不肯花力气，那么只要有一个仆人就够了，一个坏仆人抵得上五个坏妻子。说到士兵，我发现将军们经常告诫他们，心里要时刻挂念妻子儿女；同时我也想到土耳其人不把婚姻当一回事，因而使粗野的士兵更加卑劣。
有了妻子儿女，确实就有了一种人性的戒律。独身的人钱财支出较少，本可以比有家室的人仁慈得多，然而恰恰相反，他们很冷酷，心肠很硬（所以他们适合做审讯官），因为他们的温情难得被人唤醒。
性格稳重又受习俗教化的丈夫通常爱自己的妻子始终如一。正如人们评论尤利西斯（即希腊神话中的奥德修斯，曾远征特洛伊，在战后归途中被困于海岛，仙女克立普索爱上了他，并许以长生不老，但他念夫妻之情，拒绝了仙女，回到妻子身边。）一样：“他宁愿要他的老妻，也不要长生不老。”贞洁的妇人往往非常自豪，心直口快，动不动就会提起她们贞洁的名声。要是一个妻子认为自己的丈夫很聪明，那她就会既贞洁又听话，丈夫的聪明是对妻子最好的约束。如果妻子发觉丈夫嫉妒多疑，那她决不会认为丈夫是一个聪明的人。妻子是丈夫年轻时候的情人，中年时候的伴侣，老年时候的保姆。所以一个男人只要愿意结婚，就不必对婚姻求全责备。
有一个人称智者的人（指希腊哲学家、希腊七贤之一的泰勒斯。），有人问他一个男人应该什么时候结婚，他回答道：“年少时还不到时候，年老时就根本没有必要。”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并不怎么样的丈夫却有很贤惠的妻子，那很可能是丈夫偶尔表现出的和气抬高了自己在妻子心目中的地位，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妻子要表现她的耐心和体贴，突出自己的自豪。但有一点绝对错不了，如果那些不怎么样的丈夫是她们自己的选择，又根本不听亲友的劝告，那么她们肯定要为自己的愚蠢付出很大的代价。
谈嫉妒
人们注意到人类所有的感情中只有爱情和嫉妒最让人迷惑不解。它们都怀有强烈的愿望，随时随地会陷入种种想象和联想。它们很容易在人的眼睛里表现出来，特别是当爱情和嫉妒的对象就在眼前时。正是这些特点，导致了意乱情迷。是不是真有这种事，我们看看《圣经》里把嫉妒称为毒眼，占星家把星辰的恶劣影响称为凶象，就能明白了。由此看来，我们还得承认，在嫉妒和爱情的行为中，眼神能像箭一样射出去，能像太阳一样闪耀光芒。不仅如此，还有些好奇的人甚至注意到，被嫉妒的对象春风满面、扬扬得意时，一道嫉妒的眼神射来最能伤人，它就像是把锋利的刀正把刀锋对着他。而那时被嫉妒的人精神面貌最暴露，毫无准备，最容易受到迎头一击。
让我们先把这些奥妙的说法放在一边（它们在合适的地方还是值得一提的），先弄弄清楚，哪些人最容易嫉妒，哪些人最容易招来嫉妒，还有“公妒”和“私妒”有什么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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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德之人总要去嫉妒有德之人，因为一个人的思想不靠自己的优点补充养分，就得靠别人的缺点来补充。一个人没有这样东西，他就会去猎取另一样东西；他没有希望得到别人的美德，就会去贬低别人的好运，以此达到跟别人平起平坐。
一个忙于东打听西打听的人，一般都是喜欢嫉妒的小人，因为费心费神打听那么多别人的事情，不可能件件都跟他的事情有关。因此，他在窥探别人的事情时，必然有一种看好戏的成分。这种人不会把心思放在自己的事情上，不然的话，他不会没事找一大堆事去嫉妒别人。因为嫉妒是一种追求刺激的感情，它促使那个人整天走街串巷，家里待不住。有一句拉丁语说：“好管闲事的人必定心怀恶意。”
有人注意到那些出身高贵的人往往嫉妒那些蒸蒸日上的新人。他们之间的距离产生变化，也就在视觉上产生了幻觉。别人走上前来，还以为自己在倒退。残疾人、宦官、老人及私生子都容易嫉妒，因为他们无法弥补自己的缺陷，就要竭尽所能去损害别人。只有一些天性勇敢的历史伟人是例外，他们身上虽然也落下了一些缺陷，但是他们想要把自己身上的缺陷变为他们荣耀的一部分。这里要提一提一个宦官和两个跛子，他们都做过一些伟大的事情，给他们带来奇迹般的影响和荣耀。我说的是历史上的纳尔西斯（东罗马帝国的将领。），他是一个宦官，还有阿盖西劳斯（公元前4 世纪的斯巴达国国王。）和帖木儿（帖木儿帝国的开国君主。），这两个人都是跛子。
与此相类似，经历过巨大的灾祸和不幸而重新再站起来的人，也容易产生嫉妒。因为这种人与那种不合时宜的人一样，乐于将别人的失败视作对自己过去所经历痛苦的补偿。
一心想在太多的事情上出人头地的人，出于轻浮和虚荣，也老是嫉妒别人。许多人在这种那种事情上超过他们，他们认为那简直是不可能的，他们绝不让这种事情发生。阿提安皇帝（古罗马皇帝。）就是这样的人，他嫉妒诗人、画师和能工巧匠，就因为他自己在诗画和工艺方面也有一些过人的才华。
最后，近亲、同事和一起被抚养长大的人中间也最容易产生嫉妒，因为原本大家平起平坐，现在有人高出一头，没有出头的人只能怨他们的运气不好。这倒还不要紧，就怕别人对他们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把他们说得一无是处，这种事情会永远留在别人的记忆中，使他们处处招来别人的注意。由于别人说了一些名声长名声短的话，没有出头的人嫉妒心便会越来越强。该隐对他弟弟的嫉妒就越来越恶毒，越来越卑劣，因为亚伯的供品被人接受下来，当做最好的供品，而自己的供品没有人看见。（出自《圣经》。该隐和亚伯是兄弟，由于嫉妒，该隐杀死了亚伯。）那些容易嫉妒的人就谈到这里。
再谈谈那些多多少少会招来嫉妒的人。头一种是德高望重的人，他们品德越高，越少招人嫉妒，因为他们的运气似乎只是来自他们自己。没有人会去嫉妒欠债还债，但会嫉妒得到奖赏和施舍。还有，嫉妒总是在自己跟别人相比之下才会有，没有比较就没有嫉妒。因此，君主除非在跟其他国王相比时，否则是不会轻易嫉妒的。但有一点要注意，出身卑微的人在最初飞黄腾达的时候，会遭到嫉妒，后来就会渐渐淡化。而与此相反，建功立业的人如果运气长盛不衰，最容易遭人嫉妒。因为他们的功绩虽说有目共睹，但光彩却不如从前，而因为新人辈出，使他们往日的光彩黯淡不少。
出身高贵的人在他们升迁的时候，很少受到嫉妒，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的升迁似乎理所当然，除此之外，似乎他们升迁了，他们的运气也不见得增添多少。而嫉妒又像是阳光，在河岸上和陡坡上比在平地上得到更多热量。同样道理，一步步升上去的人比突然跻身显贵的人少受一些嫉妒。
那些历经忧患和灾难的人获得荣耀不大容易受到嫉妒，因为人们认为这种荣耀来之不易，有时还会让人产生几分同情之心。而同情心永远是治疗嫉妒的良药。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些清醒深沉的政客，身居高位却老是唉声叹气，抱怨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老说：“我们正在活受罪。”这倒不是他真的有这种感受，而只是为了削弱嫉妒的锋芒。要是事情是别人强加在他们头上的，而不是他们自己招来的，那样诉苦倒还可以理解。有些人没有必要地四处揽事，野心勃勃，没有人比这种人更容易遭到嫉妒了；相反，一个大人物，处处维护下属，让他们充分运用他们手中的权力，发挥他们卓越的才能，没有人比他更能消除嫉妒了。别的办法也都无法跟它相比，运用这种办法就等于在他和嫉妒之间设置了许多障碍。
最容易惹人嫉妒的人，往往是凭着财大气粗骄傲自大、目空一切的人，这样做从来就不是什么好事。他们想显示他们有多么了不起，凭的不过是外表的浮夸，想摆出一副扬扬得意的样子压倒反对者和竞争者。而聪明的人有时倒宁可对嫉妒作出一些牺牲。在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他们有时被人横加指责，说他们别有用心，或者被人说得一无是处，他们也都忍受了下来。话又说回来，更可靠的方法，就是处理大事要坦白直率（所以不能有自大的虚荣），这比运用狡诈和计谋要少招人嫉妒。因为运用狡诈和计谋做事，无疑在否认运气，还清楚地表示自己毫无价值，这样就只能教唆别人来嫉妒自己了。
最后我们归纳一下。我们开头就说，嫉妒有点像中了巫术和魔法，意乱情迷，所以除了诊治巫术和魔法的良药，别无他法医治嫉妒。这种方法就是把妖气（他们就是这样称呼它的）转移到别人身上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有些聪明的大人物把一些替身推到舞台上去，让他们去抛头露面接受嫉妒，本来嫉妒是会落到自己身上的。这种替身有时是大臣，有时是仆人，有时是同事、合伙人等等。不过在转换角色这种事情上，倒总是不乏其人。有些人生性鲁莽，喜欢大包大揽，为了一些小权小利，不惜一切代价。
现在再说说“公妒”。“公妒”里也还有点价值，但“私妒”却一无是处。因为“公妒”就像是古希腊的贝壳放逐法，它使那些大人物在过于权高位重时失去一些光彩，这对大人物来说也是一种约束，让他们不要越权。
这种嫉妒用拉丁文来说，就是“公妒”，用现代话来说，就是公愤或不满，这在以后平息叛乱的文章里还要提到。在一个国家里它是一种疾病，像传染病一样。正因为它像传染病，一旦传布开来，就会让健全的机制染上疾病。因此，嫉妒一旦得以进入国家，它甚至会导致良好的国家行为转化为散发臭气的行为。因此，跟一些似是而非的行为搅和在一起，是没有任何好处的，这只能证明你的软弱和对嫉妒的惧怕。这种惧怕尤其会伤害国家。这就像各种传染病，你越是怕它们，就越会招惹它们上身。
“公妒”似乎主要针对官员和大臣，并不针对君主和政体本身，但这里有条规律：如果对大臣引起的公愤非常之大，而他身上引起公愤的原因又非常之小，或者对一个等级所有大臣的公愤非常普遍，那么这种嫉妒即使非常隐蔽，实际上也是针对国家本身的，都是一种“公妒”，和“私妒”不同，决不能等闲视之。
涉及嫉妒这种感情，我们还要笼统地补充几句。在人类所有的感情中，这种感情恐怕是最纠缠的，也是最持久的。其他感情总有让步的时候，虽说让步并不常见。因此古人说得好：“嫉妒永远不懂休息。”还有一点，只有嫉妒和爱情能让人消瘦，其他感情没有这种情形，因为只有它们总是纠缠不清，无止无休。嫉妒是一种最卑劣的感情，也是最使人堕落的感情。因为造成这种感情是魔鬼固有的特性，魔鬼就被人称为“趁黑夜在麦地里播种野草的嫉妒者”，因为嫉妒总是阴险地在黑暗中散布，和好的东西过不去，就像魔鬼对小麦一样。
谈爱情
舞台上比人的生活中更适宜表现爱情。对于舞台来说，爱情是喜剧永恒的主题，只是偶尔成为悲剧的主题。但在生活中，爱情确实带来许多不幸，它有时候像塞壬（半人半鸟的海妖，以美妙的歌声诱惑海员，使船只触礁。），有时候像复仇女神。
你可以注意到，无论古今，只要英名尚在的伟大人物，没有一个为了爱情激动到发狂的程度。这就说明伟大的精神、伟大的事业能把这种脆弱的感情拒之门外。不过你要把罗马的克瑞克斯·安东尼（恺撒部将，因迷恋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而被打败，后自杀。）和埃彼努斯·克劳底亚斯（罗马立法者，因图谋夺取某将之女弗吉尼亚，被部将号召民众推翻，死于狱中。）这两个人排除，前者是罗马帝国半壁江山的统治者，本来就是一个好色又放纵自己的人；后者是十人执政之一的立法者，是一个稳重的聪明人。这样看来，爱情似乎（而且很少有例外）总能找到入口，不仅能进入不设防的心，就是心如堡垒的人也无法抵挡。
伊壁鸠鲁（希腊著名哲学家。）说过一句并不高明的话：“每一个人对于别人来说，都不过是一座大舞台。”听这句话，好像本来应该感悟天国和所有从事高尚事业的人，倒要拜倒在小小的玩偶脚下，把自己变成一个奴隶，虽说不是一个嘴巴（为了吃饱肚子）的奴隶（像禽兽一样），却成了眼睛的奴隶，上帝赐给人类眼睛原是有更高目的的。
我们注意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当这种欲望过分炽烈的时候，这个人会违背自己的本性，对事情的判断也会完全不同。他说话言辞夸张，滔滔不绝，别的什么也不谈，只谈爱情。而且这还不光表现在言辞上，有人说得好，最调皮的奉承者，总是将奉承留给自己。（此语出自希腊传记家和哲学家普卢塔克。）所有奉承者的小伎俩他无不具有，要是成了情人的话，他就更淋漓尽致了。再骄傲的人再怎么荒唐也不会把自己想得这么好，但情人就会，而且他还把自己爱的人也想得好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因此，有句话说得很妙：“恋爱中的人要头脑清醒是不可能的。”这个弱点不光别人看得很清楚，就是被爱的人也心里明白——这是说大多数被爱的人，但那些同样坠入情网的人例外。所以说这里有一条千真万确的规律，爱情总能得到回报，要么获得对方的爱情，要么得到一种藏在心里的轻蔑。因此，人们尤其应该警惕这种感情，这种感情不光会让你丢失许多其他东西，还会让你丢失自己！有一个诗人很形象地写下了这句诗：“喜欢海伦的人，就是放弃了朱诺（古希腊神话中的天后。）和帕拉斯（古希腊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雅典娜。）的馈赠。”因为谁要是过于沉溺于爱情，就会放弃财富和智慧。
爱情泛滥的时候也总是人最脆弱的时候，也就是要么在春风得意之时，要么在身陷困境之时，不过后者不大引人注目。这两种情况下，都会燃起爱火，表现出孩子般的天真无知。一个人要是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他也要尽量约束自己，不要让爱情和重大的事情、重大的行动以及正常的生活搅和在一起。因为一旦爱情妨碍了事业，就会影响到人的幸福，使人们无法忠实于他们的目标。
我不明白，为什么军人容易坠入情网，我想这也许跟他们喜欢酗酒一样，出生入死的人通常总要找些乐子来补偿。
人性之中总有一种爱他人的意愿和倾向，这种意愿如果不倾注在一个人或少数人身上，就自然而然会传播给众人，使人们成为高尚的仁爱之人，正如我们有时在教士身上看到的那样。
夫妻之爱使人类繁衍，朋友之爱使人类完美，但淫欲之爱使人堕落、使人卑劣。
谈高位
身居高位的人是三重意义的奴仆：他们是君主和国家的奴仆，他们是名声的奴仆，他们也是时间的奴仆。因为他们是没有自由的——没有个人的自由，没有行动的自由，也没有支配时间的自由。这真是一种奇怪的欲望，追求权力却失去自由，或者说是追求凌驾于别人的权力，而失去支配自我的权力。要升到高位劳心劳力，历尽艰辛，换来的却是更大的痛苦。有时这种事情还很不光彩，是卑躬屈膝才得到的高贵尊严。而且身份地位很难立足稳固，倒退一步不是垮台，但少说也是脸面尽失，这是一件让人忧心忡忡的事。“既然今非昔比，我活下去还有什么意思呢？”（出自罗马政治哲学家西塞罗的《致好友书信集》。）不仅如此，高位的人想退不能退，有理由该退了又不愿退，他们甚至到了年老体弱时还不甘寂寞，本该隐居，但是他们偏偏像镇上的老人一样，尽管风烛残年，还坐在临街的门前，把一副老态摆在人家面前，让人轻视。
那些身居高位的人自以为很幸福的时候还得借助别人的意见，因为要是让他们用自己的感觉去判断，他们是不会感到幸福的。只有他们设身处地地想想，别人是怎么想他们的，别人是怎么一心想成为他们一样的人，这时他们才会觉得自己幸福。不过他们内心发现的可能恰恰相反，因为他们总是头一个发现自己不开心的人，也总是最后一个发现自己过错的人。确实，身居高位的人对他们自己很陌生。当他们公务繁忙、焦头烂额的时候，他们都没有时间顾及自己的身心健康，对自己就像对陌生人一样。“一个人将死的时候，别人对他相当了解，唯独他自己不清楚自己，这种人死得多么可悲！”（出自塞奈喀的悲剧《蒂厄斯提》。）
身居高位的人行善作恶都没有人管他，似乎都有特别许可证。作恶往往遭人诅咒，因为作恶首先考虑的是愿不愿意去做，其次才考虑到能不能去做。而行善的权力才是一个人追求的真正合法的目的，因为人们怀着行善之心（这一点上帝是接受的）而不付诸行动，那就不如去做几场好梦；还有，没有地位，就如同没有居高临下的优势，要想实现行善的抱负也是很难办到的。
建立功勋和行善积德是人类的目的，感到功德有成才能心安理得。因为一个人能成为上帝讲堂的参与者，那他也同样可以分享上帝的安息了，“于是上帝回顾他创下的万物，看到他们都是好好的”（出自《旧约·创世记》第1章。），于是才有了安息日。
在履行你的职权时，要在你面前树立一些最好的榜样，因为仿照榜样无疑是给自己定了一个戒律，让它始终盯着你的一举一动。过了一段时间，把你的榜样放在面前，严格地审视自己，是不是一上来就做得很好。你也不要忽视那些跟你地位相同，却给他们自己带来坏名声的例子。不要拿指责他们的坏事来衬托你自己，而要以此为鉴，避免重蹈覆辙。因此改革时，不要粉饰自己，不要丑化前人前事，而应把它们归入自己需要警戒事情的范围。
正如立好榜样去仿效一样，要把人事缩减到最初的建制，观察它们在哪些方面退化了，是如何退化的，而且要从古今两方面去探讨解决的办法，从古代去探讨最好的办法，从现在去探讨最合适的办法。要注意做事有条不紊，让别人事先知道能预期到什么，而不要过于冒进过于专断。当你偏离你的规矩时，你一定要表达清楚，要摆正你的位置，不要越权。即使你认为自己是对的，保持缄默也比公开声明或用挑衅的口吻说出来好。同样，你也要维护下属的权利，要意识到坐在上面指挥要比事事亲力亲为来得光彩。不要把给你带来信息的人看做爱管闲事的人，将他们赶跑，而应该很乐意地去接待他们。
身居高位者的恶习主要有四种：拖延、腐化、粗暴和轻信。防止拖延的办法：要让别人很容易见到你，要信守约定的时间，办完手头的事情，公事之外不要插入不必要的事情。防止腐化的办法：不光要约束你自己，还要约束你的下属，不让他们伸手去索贿，也要约束有求于你的人，不让他们伸手行贿。因为往往一个人行为正直是一回事，而声称自己正直，表明自己有多么憎恨贿赂，又是一回事。所以不仅要避免犯错，而且要避免嫌疑。谁要是被认为反复无常，没有明确的理由便作出明显的变化，就会有受贿的嫌疑。因此，当你改变主意或行动时，你总要清清楚楚地表示一下，同时说明促使你作出改变的原因，千万别把这种事悄悄省掉。一个下属或宠爱的人成为亲信，而又没有其他明显的重用原因，别人通常会认为这种做法为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防止粗暴的办法：因此而导致不满是不必要的；严厉造成畏惧，粗暴造成憎恨；即使出于权威加以指责，也要严肃，而不能奚落辱骂。至于轻信，其危害比贪污受贿还要严重。因为贪污受贿不过是不时发生的事，而假如别人纠缠不清，利用你的疏于考虑就能左右你，那么你永远不可能没有劣迹。正如所罗门所说的那样：“看他人情面做事很不好，因为这种人会为了一块面包而徇私枉法。”（出自《旧约·箴言》第28章第21节。）
有一句古语说得很确切：地位能显示为人，显示某些人变得更好，显示某些人变得更坏。塔西佗谈到迦尔巴（罗马皇帝。）帝的时候说：“假如他从来没有做过皇帝，世人会认为他做皇帝很合适。”谈到菲斯帕斯时他又说：“他是唯一一个因为掌权而变得更有德行的皇帝。”这头一句话说的是治国的才能，而第二句话说的是治国的态度以及治国的影响。荣誉使那些杰出的人物、慷慨的人物更加高尚，这是一个确定无疑的迹象。因为荣誉是，也应该是，一个人美德的落脚之处。正如在大自然里一样，物体总是朝运动的位置剧烈地运动，一旦到了那个位置，就安定了下来。因此，美德在雄心勃勃的时候十分彰显，一旦掌权，就会安定下来，比较安静。
攀升高位就像爬盘旋的楼梯一样。如果有派系之争，在他上升之际最好有一派在旁支持，到了位置上，就要保持中立。利用前任的名声时要公平，要温和体谅，要是你不那么做，你就会欠下一笔债，在你去任的时候就要偿还了。对你的同事要尊重，在他们并不期望你接见的时候召见他们，这比他们有理由被接见时被你拒之门外要好得多。在日常谈话和私下答复有事求你的人时，不要老是耿耿于怀自己的地位，宁可让别人说：“他倒不像是坐那个位子的人！”
谈大胆
下面谈到的是小学教科书里一篇很平常的课文里提出的问题，不过这个问题很值得聪明的人去深思。有一个人问德摩西尼（古代雅典伟大的演说家。），对于一个演说家来说，什么最重要？他回答是动作。那么其次呢？他回答还是动作。他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很清楚，以天赋而论，他在他推崇的动作方面，并没有什么优势（德摩西尼不具备演说天赋，他天生口吃，但经过苦练后成为著名的演说家。）。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对于一个演说家来说，动作似乎是一件很肤浅的事情，这倒更像是一个演员才应该具备的长处。那么，它怎么会被抬得如此之高，甚至超过了其他突出的要素，比如独创性、雄辩术等等？不仅如此，它还被抬高到了几乎独一无二的地步，简直成了一切的一切。不过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懂，一般来说，人类的天性中愚蠢的成分总是多于聪明的成分，因此连人类头脑中愚蠢的成分都能理解的才能，往往是最有潜力的才能。
大胆在处理世事中的地位与此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处理世事中什么最重要？是大胆。那么第二、第三是什么？还是大胆。可大胆是小孩因为无知才有的低级行为，比其他才智不知要低下多少。然而它确实能起到迷惑的作用，那些或是见识短浅、或是勇气不足的人，在它面前缩手缩脚。而世界上偏偏多的是这种人，更有甚者，一些聪明人脆弱的时候也往往被大胆的人制伏。因此，我们看到在一些民主议会制的国家中大胆往往会创造奇迹，而在元老院制或君主制的国家却很少有这种情形。大胆的人最初进入行动时最能创造奇迹，不久以后就不行了，因为大胆的人在遵守诺言方面是很差的。
给人治病的有江湖医生，给政治体制治病的也有走江湖卖假药的。他们揽下医治大病的活，在头两三次医治中他们可能很走运，但由于缺乏科学根据，后来他们就不行了。更有甚者，你还会看到一个胆大妄为的人，他多次仿效穆罕默德（伊斯兰教的创始人。），说他也能创造奇迹，要让人们相信，他也能把一座山召唤到面前，并且在山顶上为那些奉行律法的人祈祷。人们聚集在一起，他一遍又一遍地召唤山到他面前来，可是山一动也不动，这时他脸上无一丝羞愧，反而说：“既然山不肯到我穆罕默德这里来，那就让我穆罕默德到山那边去吧。”因此，这些人一旦他们承诺的大事遭到可耻的失败，他们还会大胆到登峰造极，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干脆来个见风使舵。
你不用怀疑，那些判断力很强的人会把那些胆大妄为的行为看做是演戏一样。不光是这样，粗俗的人也会觉得他们很可笑。荒唐总是人们的笑料，你也不用怀疑，胆大妄为的人总难免做出一些荒唐的事来。要是一个胆大妄为的家伙神色慌张，脸上的皮都皱缩起来，完全是一副木讷的样子，那就更有好戏看了。一个人在羞愧之中，情绪总是忽高忽低，但是胆大妄为之人遇到这种情形只会呆若木鸡。就像下棋碰到僵局，虽然还没有将死，但是一步棋也想不出来。上面谈到的情况似乎更适合写入讽刺作品，而不是严肃的文章。
有一点值得好好斟酌，即大胆永远是盲目的，因为它看不到危险和麻烦。因此，大胆不利于商议，却利于执行。因此，使用大胆的人不要让他们当领导，只能让他们当副手，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在商议中最好看到危险，在执行中除非遇到很大的危险，否则最好忽视危险。
谈善和性善
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善”这个字的：这有影响人类幸福的含义。善也就是希腊人称为慈善的品质。现在用的仁慈和博爱这两个词似乎又表达得不够完善。我把善称为善的习性，把性善称为天性的倾向。那是人类所有美德和精神品质中最伟大的品质，是上帝的特性。人类要是没有它，就只不过是一些忙忙碌碌、不做什么好事的家伙，很低劣，不比害人的禽兽好到哪里去。
善跟神学上的美德——仁爱相吻合，善和仁爱不可能过分，只可能用错。过分追求权力曾使天使堕落，过分的求知欲曾使人类堕落，但在仁爱上没有过分的事，天使也好，人类也好，都不会因为过分仁爱而带来危险。向善的倾向在人的天性中深深打下了烙印，深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即使不把仁爱施予别人，也会施予其他的生物。正如我们在土耳其人身上看到的那样。他们是一个很残忍的民族，然而他们对禽兽却很温和，对狗对鸟都能施舍。根据布斯帕吉斯（弗莱密族（今荷兰的一个民族）的外交家与旅行家。）的记载，君士坦丁堡有个信仰基督教的青年，开玩笑把一只长喙家禽的嘴塞住了，他差一点被人用石块打死。
在善或仁爱的德行中，的确可能犯错误。意大利有一个学者，名叫马基雅维利（意大利政治家。），他对自己的看法很有自信，因此措辞也很平直：“基督教的信条使人成为软弱的羔羊，让他们成为恶霸之徒的猎物。”他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确实没有一个律法，没有一个宗教，没有一个学说像基督教那样推崇“善”。因此，为了防止诽谤，避免危险，最好深入研究一下，为什么有如此优良习性的人还会犯错误。我们追求对别人行善，但不要受他们的外貌和妄想的蒙骗，让他们牵着鼻子走，因为这样做只是轻信和软弱，把犯人也看做了诚实的人。你也不要给《伊索寓言》中的公鸡一颗宝石，你要是给它一颗麦粒，它会更加高兴。
上帝的榜样确实给我们好好地上了一课。他的雨露和阳光既落到正直的人头上，也落到小人头上（出自《新约·马可福音》第5章第45节。）。他既不把财富，也不把荣耀和美德平均地赐给所有的人。一般的恩惠大家可以共享，但特殊的恩惠就要选择对象给了。
在画肖像的时候，你要小心别把原来的人画走了样。因为美德是把爱我们自己的心作为原型去爱我们的邻居，这是把我们的爱己之心推及别人，就跟给原型画肖像一样。
“变卖你所有的东西，施舍给穷人，然后跟我走。”（出自《新约·马可福音》第10章第21节。）那是《新约》里的一句话。可是除非你跟着神走，否则不要变卖你所有的东西，也就是说，除非你有什么天命，否则就别那么做。用少量的财富你也能做大量的善事，并不是只有大量财富才能做大量善事。否则的话，你给河流注水，却枯竭了源头。
世上不仅有受正道的指引才具有行善的习性，有些人天生就具有向善的倾向，同样，与之相反，也有一些人天生就有向恶的倾向，因为这些人生来就对别人好的地方故意视而不见。这种倾向比较轻的就是脾气坏、口无遮拦、动不动与人作对，或故意刁难别人。但是重的就会变成嫉妒，那就纯粹是要伤害别人了。那种人在别人遇到灾难的时候，总要乘机落井下石。他们比那些舔拉撒路（出自《新约·路加福音》第16章。拉撒路原是个讨饭的，浑身生疮，死后升入天国。）伤口的狗还不如，倒像是苍蝇，只要一见血就要叮上来嗡嗡叫个不停。那些愤世嫉俗的家伙从事他们的勾当，让人们在树枝上上吊，跟泰门的故事里不一样（泰门是古希腊人，他曾对人说：我园中有一棵树，我就要砍掉它了，谁愿意上吊就赶快去。）。这些倾向正是人类天性中的错误，但它们却是造就大政客的合适材料。这就像弯曲的木材（称曲材、肋材）适合造船一样，因为船是要在海上颠簸的；但曲材不适合造房屋，房屋要根基牢固。
善的要素和标志是很多的。如果一个人对外乡人彬彬有礼，表明他是一个世界公民，他的心不是一个与其他陆地隔离的小岛，而是将陆地连在一起的大洲。如果他同情他人的苦恼，就表明他是一棵高贵的树，割伤自己却能给人香脂，制成止痛的药膏。如果他能轻易原谅和宽恕别人的过错，这就表明他的心灵植根在伤害之上，因此伤害不到他。如果他为了别人的一点点恩惠表示感谢，那就是表明他看重的是人们的心，而不是微不足道的钱财。但是最重要的是，假如他有圣·保罗的至善至美，为了拯救兄弟们的灵魂，心甘情愿受基督的诅咒，这充分表明他神圣的天性，这种品格和基督本身的品格是相一致的。
谈贵族
我们谈到贵族，首先谈的是社会阶层中的一个等级，其次才是一些特殊人物的身份地位。
一个君主国家如果根本没有贵族，那它必然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国家，如土耳其那样。因为贵族缓冲君权，吸引人们的视线，使人们不把视线集中在王室身上。但对民主国家来说，它们不需要贵族，它们比那些有贵族豪门的国家往往稳定得多，不大会发生叛乱。因为人们的目光放在“事”而不是放在“人”身上，即使放在“人”身上，那也只是为了考虑从“事”出发，比如什么人最适合这件事，而绝不是为了什么旗帜或家谱。
我们看瑞士，尽管宗教派别很多，行政区也比较复杂，但能长治久安，还有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的总称）的联合管辖区也有胜人之处。凡是哪个国家推行平等，政治协商就没有偏袒，付款纳税也爽快得多。
有势力的大贵族能增加君主的威望，却也削弱了他的权力。贵族能在人们身上注入激情，但却榨取了他们的财产。
贵族最好不要凌驾在君权和法律之上，而要维持在一定的高度，因为下面的人侮辱性的行动虽说会很快直指君主的权威，但在这以前很可能早就针对贵族了。
太多的贵族会造成国家的贫困和忧患，因为他们的开支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除此之外，许多贵族家道中落，财力大不如前，与他们尊贵的地位极不相称。
说到特殊人物中的贵族，让人们看一眼就肃然起敬，就像看到一座完好如初的古堡或古建筑、一棵完美无缺的古树。我们看到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历经风雨依然长盛不衰，尤其令人起敬。因为新崛起的贵族，不过是权力的产物，而古老的贵族是时间的产物。最初上升为贵族的人往往比他们的后代更正直一点，但在清白方面却又不如后代，因为很少发迹不是正邪手段一起使用的。不过把他们的德行留给后人纪念，而让他们的过错在身后勾销，那也是很合情合理的。
贵族出身的人一般都轻视勤劳，不过不勤劳的人往往嫉妒勤劳的人。再说，生就是贵族的人，不可能再升得多高，总是站在原来的高度看着别人升高，也难免生出几分嫉妒之心。
另一方面，贵族也熄灭了别人针对他们的嫉妒之火，虽说这种火本来就燃得不旺，因为他们本来就享有荣耀。如果君主身边有贵族中的能人，他就会发现任用他们很放心，因为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融入国务，其原因是人们自然而然会服从他们，认为他们生来就有权发号施令。
谈叛乱与动乱
百姓的保护者需要知道国家的风暴什么时候来临。国家的风暴总是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最为猛烈。自然界的风暴总是在春分秋分时节最为猛烈。还有，暴风雨来临之际，总有一阵阵低沉的狂风大作，海上也会悄悄涌起大浪。国家的风暴来临之际也会这样。
太阳常常警告人们，在它照射不到的地方，
有暴动、叛乱和战争正在酝酿。（出自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农事诗》。）
针对国家的诽谤和攻击一旦频频出现、被公开发表，类似的谣言四处流传，并且很快被人接受，那都是叛乱的前兆。维吉尔还给这些谣言立下了一个家谱：
她是巨人们的姐妹，
众神激怒地母，生下了她，
她是巨人克乌斯和恩塞拉多斯（反对宙斯的百手巨人。）的妹妹，
巨人家族中的最后一员。（出自维吉尔的《伊尼阿德》第4 卷。）
在他看来，谣言似乎是过去叛乱的遗物，但其实它是叛乱即将来临的序曲。不管怎么说，叛乱的骚动和叛乱的谣言没有多大区别，就像兄弟姐妹和男女之间的差异一样。特别是遇到这种情况：国家的对策没有什么不妥，似乎还很有道理，应当受到拥护支持，却反被恶意曲解，肆意中伤。这种情况说明怨恨已经十分强烈。正如塔西佗说的那样：“当人们怀有极度不满时，统治者的对策无论好坏，同样会受到非难。”（出自塔西佗的《罗马史》第1卷第7章。）
要是认为谣言是动乱的前兆，就马上加以严厉的镇压，把这当做惩治动乱的良方，那也是不对的。因为对谣言置之不理往往是对付谣言的最好办法。一心想把它们压下去，反而会把人心不稳的局面永远延续下去。
还有对塔西佗的那种“服从”的说法也应当持有怀疑，他说：“他们表面上服从命令，但实际上却议论命令的内容，而不愿去执行命令。”（出自塔西佗的《罗马史》第2卷第39章。）实际上争辩和对命令的指示吹毛求疵，都是一种不服管束和拒绝服从的表现，特别在争辩的时候，赞成指示的说话畏畏缩缩、绵软无力，反对指示的却说话蛮横无理、非常放肆。
还有，马基雅维利说得对，君主就应该像是公众的父母一样，要是他们把自己当做一个派别，靠向一边，这就像是一条船，两边载重不均衡，就要翻船。
这一点在法兰西国王亨利三世在位时就看得很清楚，早先他为了铲除新教加入同盟，但不久以后正是这个同盟转而反对他了。当君主的权威只用来为一个政治运动做帮凶的话，那么一旦还有其他的约束比君主的约束更为牢固时，那就等于宣判那个君主就要失去王位了。
同样，一旦骚乱、吵闹以及党派之争公然出现，并且十分嚣张，这也是一种政府失去威望的迹象。政府中首要人物的运作，按照传统的说法，应当像众多行星在原动力下运行一样，这就是说，每一颗行星被原动力迅速带动，而它们自己的运行却很平和舒缓（按古代的天文学，天体被分成许多重天，最外层的是“原动天”，这一系列重天都以地球为中心运转。）。因此，当那些大人物在他们各自的运作中过于迅猛，如塔西佗说的那样，“自由放任，根本不把他们的支配者放在眼里”（出自塔西佗的《编年史》第3 卷第4章。），到那时，也就标志着运行轨道偏离了常轨。
威望是什么？那是上帝赐给君主的腰带，上帝一直在威胁要解除这条束腰带：“我将要解下系在帝王们身上的腰带。”（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45章第1节。）
政府的四大支柱是宗教、法律、议会和财政，当其中之一被动摇和削弱时，人们就不得不祈求上帝保佑了。这里我们不再多谈征兆的问题了（必须指出，人们对这个话题可能不太重视，不像对以下内容那样重视）。
现在我们先说说叛乱的物质基础，再说说叛乱的动机，最后说说铲除叛乱的方法。
叛乱的物质基础是个值得好好考虑的问题。因为防止叛乱最可靠的办法（要看时间是否允许）就是去除这样一个物质基础。原因是一旦燃料准备齐全，火星什么时候把它们点燃起来，那就很难说了。
叛乱的物质基础有两种，一是普遍的贫困，一是大量的民愤。有一点确定无疑：有多少失去家园的人就有多少支持动乱的人。卢卡斯对内战以前罗马的情况描写得十分确切：
贪婪的高利贷很快带来消息，
一场动摇信用的战争使许多人有利可图。（出自罗马诗人卢卡斯的《法赛利亚》第1卷。）
这个“使许多人有利可图”无疑是导致国家遭受叛乱和动乱的可靠征兆，如果有产者的贫穷和下层平民的贫困、需要结合在一起，巨大的危险就迫在眉睫了，因为饿肚子而造反是最糟糕的叛乱。至于国家中的民愤，就像人体中的体液，往往引起一种异常的热量，产生炎症。希望君主不要根据民愤的正当与否去衡量危险的大小，因为这样做无疑把民众想象得过于理性了，其实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切身利益抛在一边。同样，也不要根据灾难来自何方去衡量灾难的实际大小，因为它们是最危险的民愤，里边有恐惧成分，大大超过他们的感受成分。“痛苦有限度，而恐惧却是没有限度的。”（出自小普利尼的《书信集》。）
另外，处于高压之下，那些让人忍气吞声的因素也同样能使人敢于反抗，处于恐惧中的人就什么都干得出来。任何君主或国家不要以为民愤司空见惯，长期存在，也不见得马上就有危险发生，因此就高枕无忧。确实，不是每一团水汽或雾气都能形成暴风雨，但尽管暴风雨不知多少次就这样吹散了，却总有一天会来临。西班牙有一句谚语说得好：绳子扯到最后，轻轻一拉就断了。
叛乱的原因和动机有：宗教改革、赋税、法律和习俗的变更、特权的破除、普遍的压迫、小人的得势、外国人的跋扈、饥荒、散兵游勇、党派之争愈演愈烈、侵犯民权——这尤为严重，使他们为一个共同的目的聚众闹事。
说到整治的方法，我们这里只能提一般预防，可能有效；至于彻底整治，必须对症下药，没有规律可循，只有通过协商才能找到。
头一个整治方法或预防措施，就是尽可能消除上述叛乱的物质基础或物质原因，也就是资源匮乏和百姓贫穷的现象。为了这个目的，适用的办法就是：开放贸易，保持贸易的均衡；扶助工业；消灭懒散现象；压缩浪费和铺张；改良土壤，合理使用土地；控制销售价格；减轻赋税等等。一般说来，应该预见到一个王国的人口总数不能超过那个王国的储备总量，也就是可以供养的人口数，在一个国家没有受到战争摧毁时尤其如此。也不要单纯地以数量统计人口，因为人口多消费多而收入少，比人口多消费少而积累多，会更快地把一个国家的资源消耗殆尽。因此，贵族人数和其他等级人数成倍增加的话，就会跟平民的人数比例失调，很快把国家拖到贫困的境地。教士人数增长过快也会如此，因为他们对国家的储备毫无贡献。过多培养学者，又没有那么多职位提供给他们，后果也是如此。
同样必须记住，由于任何财富的增长必须依赖外国人（无论什么，有所得，必有所失），一个国家把东西卖给另一个国家，无非是三样东西：自然出产的商品、工业制造的商品和商业运输。只要这三种商品流通顺利，财富就会像春潮一样涌来。有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勤劳胜过物质”，即勤劳和经营得法比资源更有价值，更能为国家增加财富。在这点上，低地国家的人民就很突出，他们在世界上有最好的“矿藏”，这些“矿藏”并不埋藏在地下，这些“矿藏”就是勤劳和经营得法。
采取有效的政策尤其重要。一个国家的财富不能聚集在少数人手中，否则这个国家再富，人民还是难免要饿肚子。金钱如粪土，而肥料只有撒在土地上才能起作用。要做到这一点，主要是抑制贪婪的高利贷行业和大量收购牧场，或者至少要有严厉的措施对付他们。
消除民愤，或至少消除最危险的民愤。必须指出众所周知的一种情况，每个国家都有两部分臣民，即贵族和平民。只有一部分臣民不满，危害不会太大，因为平民要是没有贵族煽动，他们行动很迟缓；而贵族的力量又很弱，除非大众倾向他们一边，并且他们一向乐于自己采取行动。当贵族坐待良机，等平民中爆发动乱，他们去把水搅浑，然后他们自己出头露面，表明他们的意图，这个时候形势就危急了。诗人们杜撰说，其他众神想把朱庇特（罗马神话中的神，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宙斯。）捆绑起来，朱庇特察觉出他们的意图，让智慧女神布拉艾瑞前来帮忙。这其中的寓意无疑表明，如果肯定平民的良好愿望，他的权力就十分稳固。给人民适度的自由，让他们发泄心中的痛苦和不满（只要这种发泄不是过于野蛮和放肆），那是最稳妥的方法。因为一个人如果让体液倒流，就会使伤口内部出血，增加长出恶性溃疡和致命脓肿的危险。
说到民愤，埃匹米修斯（普罗米修斯的弟弟，潘多拉的丈夫，见希腊神话故事《潘多拉的盒子》。）有时也会扮演普罗米修斯的角色。因为没有更好的办法对付民愤的时候，埃匹米修斯在让“痛苦”和“邪恶”飞出匣子后，将盖子合上，把“希望”留在了匣子里。毫无疑问，狡猾地、装腔作势地让人们怀有希望，用各种希望向人们许愿，把人们引向一个又一个希望，那是民愤最好的解毒剂。当一个政府没有举措来满足民众念念不忘的要求，却能使民众心存希望而赢得民心，掌控事态，不让坏事看上去没有药可救，那么，这个政府不失为一个明智的政府。不过给希望开几个口子这种事并不难办，因为无论特殊人物还是党派，都喜欢自我吹嘘，就算他们不相信自己的话，他们也敢于出头露面。
民众里边往往会出现一些有望适合做首领的人物，对这一点要小心，也要设法杜绝。这种谨慎的做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因为心怀不满的人可能会求助于他们，投奔到他们的门下。我认为这种适合做首领的人物必定有了不起的地方，名声很大，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对他很信任，他们的目光总是围着他转，而且被人认为他对当局尤其不满。对这种人物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办法，要么战胜他，使他和当局和解，要么使他跟同一党派的其他头领对立，他们可能会起而反对他，削弱他的名声。一般来说，分化瓦解所有与国家敌对的党派和团体，让他们互相疏远，或至少在他们之间造成互不信任，并不是一种很差的手法。因为假如掌握国家举措的人互相倾轧，四分五裂，而反对他们的人倒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的话，那么形势就危险到了极点。
我还注意到，有些机智尖刻的话出自君主之口，会点燃反叛之火。恺撒说：“苏拉（恺撒之前的罗马独裁者。）是文学中的外行，所以不会口授文章。”结果这句话给他带来无尽的伤害。迦尔巴说他自己“惯于征召士兵，而不愿收买士兵”，正是这句话使士兵失去领赏的希望，也使他自己丢掉了性命。普罗布斯（罗马皇帝，为叛兵所杀。）也同样为一句话结果了性命：“只要我活着，罗马帝国就不需要士兵了。”这句话使士兵们大失所望。这种例子还很多。因此，君主在敏感的问题上和棘手的局面下，必须慎言，因为一句话出口就像标枪投射出去，别人还以为君主内心的意图自然流露了出来呢。至于长篇大论，由于平淡无奇，也就不大引起注意。
最后，在对付所有事件中，君主身边不能没有几个大人物，更不能没有一个或几个具有军人式勇猛气质的人，目的是将叛乱压制在萌芽状态中。因为没有这种人，一旦动乱发生，朝廷会更加惶恐不安，那显然是不合适的，而国家也会出现塔西佗所说的危险：“当时人们的情绪就是如此，虽没有几个人敢冒险做出恶劣的举动，但很多人希望去做，而大家都默许这种举动的发生。”但那些具有军人式勇猛气质的人必须忠实可靠、声誉良好，而不是那些拉帮结派、哗众取宠的人。还有他们跟国家中其他大人物也要有良好的关系，否则这个治病的药比疾病本身危害更大。
谈无神论
我宁可相信《金传》、《塔尔木经》和《可兰经》（《金传》为意大利人雅各德弗兰所著，记有教会中圣人的奇闻逸事；《塔尔木经》是犹太人的重要经典；《可兰经》是伊斯兰教经典。）中的一切寓言，也不愿相信宇宙结构里竟没有一个主宰它的精神力量。上帝无需创造什么奇迹使无神论者信服，因为他的平常德行就能让人信服。一些肤浅的哲学使人倾向无神论者，但是一些深邃的哲学引导人们的思想倾向于宗教。因为人们在研究一些次要的分散的原因时，有时会拘泥于这些原因，再也无法前进；但是要想掌握一系列关联的原因时，那就一定要有个飞跃，上升到天意和上帝。不仅如此，即使备受谴责的无神论哲学学派，也在最大程度上证实了宗教信仰，我说的是莱欧西帕斯（希腊古代哲学家，首创原子论。）、德谟克瑞塔斯（古代哲学家。）和伊壁鸠鲁的学派。因为四种可变元素和第五种不变元素，不需要上帝就能井然有序，永恒定位。这种说法，比另一种说法，也就是无数一盘散沙的小部队，没有一个非凡的统帅就能组成军队，创造秩序和美好的一切，不知要可信多少倍。（这里培根用的是讽刺口吻，原子论者是无神论者，但实际上他们肯定了宇宙的存在要借助神力才行。）
《圣经》说：“愚顽者心里没有神。”（出自《旧约·诗篇》第14章第1节。）但不曾说：“愚顽者心里思考。”也就是说愚顽者心里有什么，他不动脑筋就对自己这么说了，并不是他完全相信自己的话。别人也无法说服他去相信，因为没有人否定上帝的存在，除了一些人为了个人目的才编造出上帝并不存在的演说。无神论者一直在夸夸其谈他们的主张，仿佛他们心里并不踏实，很乐意凭借别人的首肯来加强他们的学说。根据这一点，尤其可以看出无神论多半只是停留在他们的口头上，心里并不真的这么认为。
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明白，无神论者跟其他派别一样，为了取得进展，也拼命吸收门徒。还有，我们尤其应该明白，他们中有的人甘愿受折磨也不肯放弃。可要是他们认真地想一想，要是真的没有上帝这种事情，他们又是为了什么要自讨苦吃呢？伊壁鸠鲁受到指控，说他断言有神灵的存在，不过神灵快快活活地过活，并不过问世俗之事。他这样说只是为了他自己的名声，在掩饰他自己。他们说他那是顺应时势，其实内心仍然认为并没有上帝。这确实是对他的诽谤，因为他的话很高尚也很神圣：“渎神之举不在于是否否认人们通常所说的神，而在于将世俗的见解强加于神灵身上。”柏拉图也不能对这句话说三道四，不过尽管他有信心否认神的主持赏罚，却没有能力否认神灵的存在。
在西印度，神都有各自特殊的名字，西印度人给他们的神都起了名字，不过没有上帝的名字，这就好像异教徒取名朱庇特、阿波罗、马斯等等，却没有人取“神”这个名字一样。这足见甚至野蛮人也有神的观念，尽管他们的观念并不深广。因此，在反对无神论上，野蛮人和思考永生的最深奥的哲学家是站在同一阵线的。
能苦思冥想的无神论者并不多见，一个戴俄高拉斯（古希腊哲学家和诗人，因倡导无神论而被指控。），一个巴昂（古希腊哲学家和文人。），或许鲁先（古希腊作家，无神论者。）也算一个，还有其他一些人。但他们似乎表里不一。所有对公认的宗教信仰或迷信发难的总是那么一些人，他们都给自己标上了无神论者的头衔。但是那些名气很大的无神论者，确实都是一些伪善者，他们高谈阔论神圣的话题，却没有什么悟性，因此他们应该受到烧灼的治疗，谁让他们那么麻木不仁。（这里是指那些谈论道德的人心中却没有虔诚之意。烧灼是当时一种治疗的方法，培根认为对那些道貌岸然而麻木不仁的人，应该用这种方法来治疗。）
产生无神论的原因是宗教被分成多个教派（如果只分成两派，主要的一派虔诚的话，另一派也会被带动）。教派一多，无神论才得以介入。另一个原因是教士的丑行，正如圣·波纳（中世纪的教会大师之一。）说的那样：“我们现在不能说僧侣像普通人一样，因为现在普通人比僧侣强得多。”第三个原因是亵渎和嘲弄神圣事物蔚然成风，这样渐渐使宗教的尊严丢失殆尽。最后一个原因是这个时代学风盛行，再加上太平盛世。一般的情况下，动乱和灾难才会使人们皈依宗教。
那些否定上帝的人也使人的高贵化为乌有，因为人类在肉体方面确实是禽兽的近亲，如果人类在精神方面不亲近上帝的话，那么他们就是卑劣低下的动物了。同样，他们也毁掉了高尚的行为和人性的觉醒。以一条狗为例，你不妨注意，当它发现受人保护时，它增添了许多忘我和勇猛。那个人就代替了它的神，是更高品德的化身。它的这种突出的勇猛，是出于对人的信心。要是没有一种比自己天性更高的天性，它的这种信心决不可能获得。所以人类依赖神灵和神灵的宠爱，并肯定自己的话，就会得到一种力量和信心，单凭人类自身的天性是不可能获得的。因此说，无神论在一切方面都很可恶，以下一点足以证明，它剥夺了人性超越自身所凭借的外力。这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国家来说也是如此。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在高尚行为方面可以跟罗马相比，让我们来听听西塞罗的话：“无论我们自认为多么了不起，但我们在人口上不及西班牙，在民众的体魄上不及高尔人，在聪明才智上不如迦太基人，在艺术上不如希腊人，并且在那种天生的、属于民众和大地的乡土之情上，甚至不及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和拉丁人，但在人类的仁慈与孝道上，在宗教信仰上，在独一无二的大智慧上，即在认为人世间一切都是由众神的意志管理和支配的智慧上，我们却比所有的国家和民族都要强。”
谈迷信
对神没有什么见解也比有那些跟神不相称的见解好，因为前者是没有信仰，而后者却是对神的侮辱。在这一点上普鲁塔克说得好：“我宁可让人家说三道四，说世上根本没有普鲁塔克这个人，也不愿意让人说从前有个普鲁塔克，他的女儿刚生下来，他就想要吃掉她。”诗人就是这样说塞特恩（罗马古地神。）的。
对神的侮辱越大，对人的危害也就越大。无神论将人交给理性、哲学、天生的亲情、法律和名誉，所有这一切，尽管没有宗教，也可以引导人们有一种外在的道德品质，但迷信却抛弃这一切，在人们的脑子里建立一个独裁君主的统治。因此，无神论绝对不会扰乱国家，因为它使人们对他们自己的事情小心谨慎，别的都视而不见。所以我们看到，倾向于无神论的时代，比如奥古斯都·恺撒的时代，是一个非暴力的时代。
但是迷信却使许多国家造成混乱，并且导入一种所谓的“原动力”，剥夺了政府的所有职能。迷信的主体是民众，迷信盛行时，聪明人跟着愚蠢的人跑，所有的争论都去迎合颠倒的迷信活动。
在串特会议（罗马天主教于1545年召开全体大会，到1563年才闭会，讨论教会内部改革，抵抗路德的新教运动。）上，经院派学者的说教暴露出巨大的影响，有几个高级教士曾经心情沉重地说，这些学者就像是天文学家一样。天文学家为了解释天体现象，杜撰出离心圈、本轮（均为天文学的术语。）以及轨道原动力等等，而经院派学者为了补救教会的做法，拟定了许多复杂难懂的原则定律。
迷信的原因是：迎合世俗的典礼仪式，过于重视外表的俗套和法利赛（犹太教中的一派，以墨守宗教仪式的形式枝节而著名。）式的虔诚，大大超过传统的崇敬，这种做法只会增加教会的压力。还有就是高级教士的计谋，他们出于自己的野心和钱财的考虑，过分偏袒自己的“良好用心”，实际上这种良好用心为专横跋扈和标新立异大开方便之门。还有以世俗的眼光去揣摩神圣的事理，只会产生紊乱的幻想。最后那是野蛮的时势造成的，特别在这种情况下还有灾难和祸患来凑热闹。
迷信如果揭开假面，它就是一个畸形的怪物。因为一只猿猴如果再打扮一番，就有了人形，所以迷信的外貌也跟宗教相像，它越是歪曲宗教，就越是显得丑恶，如同好肉腐烂生蛆一样。良好的仪式和规程也可以腐化成许多细小的繁文缛节。在避免迷信中也有一种迷信，认为离迷信越远越好，过去公认的东西也成了迷信。应当注意这一点，因为在恶意的清洗中碰到过这种事情。不要把好的东西和坏的东西一起扔掉。当民众是改革家时，往往会做出这种事来。
谈旅游
旅游对年轻人来说是教育的一部分，对年长的人来说是阅历的一部分。一个年轻人到一个国家去旅游，在他对这个国家的语言还一窍不通之前，他等于去上学，而不是去旅游。我很赞成年轻人出门旅游要有教师或稳重的仆人陪同，只要他懂得那国的语言，以前去过那个国家。那样的话，他就能告诉年轻人，什么值得一看，要到那个国家的什么地方去看，要去结识什么人，哪个地方能学到什么功课、受到什么训练。不然的话，年轻人就像戴上头罩出去，看到外界的东西会很有限。
航海时除了天空和大海没有什么好看，人们却会记日记。陆地旅行时，有那么多东西好看，可奇怪的是，大部分都被他们忽略了，没有记入日记，仿佛偶然发生的事情比仔细观察的事情更适宜于记载下来。因此，要让日记在旅行中充分发挥作用。
旅游中需要观察的有：帝王的宫殿，特别要在接见外国使者时去看；法庭，要在开庭审理时去看，这也包括宗教法庭；教堂和修道院，那里保存有各种纪念品；城市和城镇的围墙和防御工事，包括高塔和港口；古迹和废墟；图书馆；学院，那里有时候会有辩论会和演讲；商船和舰队；大城市附近的房屋和花园，不管是一般性的还是娱乐性的；兵器库、兵工厂、仓库；交易所；商场；货栈；马术训练、击剑、练兵等；上流人士常去观看的喜剧；珠宝服饰；家具和珍藏；总之，所到之处一切值得留念的东西，这些教师或仆人事先都要去打听清楚。至于凯旋大典、化装舞会、婚庆、葬礼、死刑的场面之类倒不必记在心里，不过也不必不屑一顾。
如果你要让一个年轻人做一次小范围的旅行，却又要他在短时间里获得很多知识，那你就必须做一些事情。首先，正如上面所说，出门以前要多少懂得一些那个国家的语言。其次，他必须有一个教师或者仆人，他要了解那个国家，这话上面也说过。你还要让他带一些描写所去旅游国家的卡片或书本，那是他了解情况的很好的指南。你要让他记日记。你还要让他别在一个城市或城镇逗留太久，逗留的长短以那个地方的价值而定，总之不要太久。不仅如此，他在一个城市或城镇逗留的时候，让他的住处从这一头这一区搬到那一头那一区去，那是一个结交许多朋友最可靠的办法。要让他跟自己的同胞隔离开来，不要有很多往来。用餐也要选择可以跟那个国家的人有良好交往的地方。让他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时，设法让人引荐住在那里的知名人士，他可以利用知名人士的帮忙，深入他想看和想了解的东西。这样，他可以缩短旅程，收获更多。至于结交朋友，跟一些秘书和大使手下的人往来最为有利，因为这样在一个国家旅游可以吸取更多的经验。
你也要让他拜访各种各样在国外享有盛名的杰出人士，这样他就能辨别出有什么样的人生就有什么样的名声。至于跟人吵架，他既要谨慎，又要有分寸，尽量避免。吵架通常是因为女人，因为祝酒、争座位和言语出入引起的。要他多加小心，不要跟性情暴躁、喜欢争吵的人打交道，因为这种人会让他卷入他们的是非。
一个人旅游归来，不要让他对那些旅游过的国家完全淡忘，抛在脑后，而要跟那些值得交往的外国朋友保持通信联系，而且还要让他的旅游经历在他的言谈中体现出来，而不是在他的服饰和举止中体现出来。还有，要让他谨慎回答问题，而不要急于讲故事传闻，应当让人看出来，他并没有改变本国的言谈举止，去学外国的那一套，而只是把他在外国学到的精华融入本国的风俗习惯。
谈君主
对很少事情有什么欲望追求，却对许多事情心存畏惧，这是一种很可怜的精神状态。通常许多君主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的地位最尊贵，却没有什么欲求，使他们的思想毫无生气，倒有一种忧患和阴郁的表情，思想也因此不太清晰。这也正是《圣经》所说“君心难测”（出自《旧约·箴言》第25章第3节。）的原因之一。因为有一大堆猜忌，又没有一个突出的欲望支配或调节其他一切欲望，会使任何人的心都变得难以捉摸。因此，往往会出现同样的情形，君主们许多时候会给他们自己弄出一些欲求来，把他们的心思放在玩具上，有时又放在建筑上，放在创建什么团体上，放在提升一个臣子上，放在某些艺术、某些工艺的精通上。尼禄（罗马著名的暴君。）精于弹奏竖琴，道密（公元81年为罗马皇帝。）精通射箭，哥谟达斯（公元180年为罗马皇帝。）迷恋剑术，卡拉卡（公元211年为罗马皇帝。）喜欢驾驭马车，就是如此。这些似乎难以置信，也找不出什么原因，为什么一个人的思想会因为这些小事变得快活起来、振作起来，而不是置身大事才会这样。我们也看到有些君主早年是幸运的征服者，但是因为命运的局限和牵制，不可能保持无限的进取，到了晚年变得那样迷信、那样忧郁，例如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王腓力二世的儿子，以有雄才伟略著称。）、德奥克里贤（公元284年为罗马皇帝。）。在我们的记忆中，查理五世（欧洲16世纪最有权势的君主，1516年为西班牙国王，1519年为罗马皇帝。）和其他一些君主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惯于一往无前，一旦停下来，就会放弃他们所好，变得判若两人。
现在谈谈一个君主的真正脾性——他的气质和崇高精神。这是很少见到，也很难保持的。因为脾性和坏脾气包括矛盾的两个方面，但是把两个矛盾协调起来是一件事情，让两个矛盾互相交替又是另一件事情。阿波郎尼亚斯（公元1世纪时的术士。）回答菲斯帕斯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深刻的教诲，菲斯帕斯问他：尼禄被推翻是怎么回事？他回答道，尼禄能够弹竖琴、调竖琴，这方面很出色，但是在治理方面，他有时候往往把弦轴旋得太紧，有时候又让它们太松。施加压力过头，有时候又放松过头，用力不匀和用力不是时候交替出现，这最容易损害君主的权威。
确实，近代的智者在谈到君主的问题时，一旦面临给自身带来危险时，他们就设法转移话题，使自己脱身，宁可说一些委婉曲折的话，也不愿说一些实质性的、有根据的话。但是这样做只能是让君主的统治听天由命了。人们也应当注意，不能忽视和容忍积蓄动乱的柴薪，因为谁也不能杜绝火星，谁也不能说出它什么时候燃成大火。君主的统治有很多困难，困难还很大，但是最大的困难却在他们自己的思想里，因为主观促成的矛盾在君主身上是司空见惯的。塔西佗就这么说过：“君主的欲望通常是很强烈而又自相矛盾的。”因为权力的谬误就在于君主既要想达到目的，又不忍采取某种手段。
君主不得不对付他的邻居、他的后妃、子女、高级僧侣或教士、贵族、次等贵族、绅士、商人、平民和士兵，稍有不慎，所有这一切都会带来祸害。
首先是对付邻居，在这一点上没有一定的规律可循（因为情况千变万化），但有一点是永远不变的，那就是要保持应有的警惕，不让他们的邻居强大（凭借扩大领土，笼络商业和外交手腕等等手段）到足以比从前更能给他们增添烦恼。预见和阻止这种情况的出现，大体上需要长期有效的政治进谏工作。从前三大君主，英王亨利八世、法王法兰西斯一世、查理大帝五世成为欧洲三巨头的时候，他们三个谁也无法再得到巴掌大的一块土地，谁的眼睛盯得牢牢的，另外两方会马上设法均衡势力，要么建立同盟，要么有必要的话，也会诉诸战争，在利益问题上无论如何不接受和平。还有一个联盟也有同样情形（贵恰蒂尼（意大利著名的历史学家。）说那个联盟是意大利的保障），那是奈波尔斯王菲迪南（1458至1494年在位。）、佛罗伦萨的劳伦斯·麦地奇（1448至1492年为佛罗伦萨的当政者。）和米兰的卢多维卡斯·斯福尔察（米兰大公。）三个统治者之间所结成的联盟。当时某些经院学者认为，为了以前的伤害和以前的挑衅而发动战争，不是正义的战争，但是他们这种看法不被接受。因为危险临近，感到恐惧，那也是正当的，尽管灾难还没有降临，也可以成为战争的充分理由，这是不成问题的。
其次是对付他们的后妃，这中间有不少残酷的例子。里维亚声名狼藉，因为她毒死了丈夫；梭利满的王后罗克萨拉那杀害了有名的苏丹穆斯塔法王子，另外还搅乱了家庭和王位的继承；英王爱德华二世的王后，在废黜和谋杀丈夫中是主要的凶手。因此，当后妃为了扶植自己的孩子继承王位而有什么阴谋的话，或者她们不守妇道时，那是首先应该担心的事。
接下来是对付他们的孩子，因为孩子方面的危险而产生类似的悲剧也非常多。一般来说，父亲对孩子产生猜疑总是一件不幸的事。穆斯塔法的死，正如上文所说，对梭利满王室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因为这个王室自梭利满以来，王位的继承者直到现在，一直有外来血统的嫌疑。塞利姆斯二世（土耳其国王，1556至1574年在位。）因此遭到过猜疑。克瑞斯帕斯，一个非常热心的年轻王子，被他父亲君士坦丁努斯杀死，也因此毁掉了那个王室。君士坦丁努斯的另外两个儿子康士坦丁努斯和康斯坦斯，也死于非命，而他的另一个儿子康士坦修斯的结局也好不了多少，虽说他是病死的，但那也是玖利安努斯（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的儿子康士坦修斯的从弟。）起兵之后的事情了。马其顿王的儿子德默特亚斯被杀以后，他的父亲腓力二世得到了报应，就此在悔恨中死去。这种类似的例子很多。这种父亲因为有这种猜疑而得到好处的很少很少，甚至一个也没有。除非儿子真的公开起兵谋反，如塞利姆斯一世反对巴亚塞提（梭利满大帝跟罗克萨拉那王后所生的儿子，后举兵叛变父亲。）以及英王亨利二世讨伐他的三个儿子。
至于高级僧侣，他们若骄横狂妄，也会带来危险，如安塞尔姆斯（1093年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汤姆斯·拜开提的时代，就是如此，他们几乎以他们的权杖和帝王的宝剑相抗衡，而对付他们的竟然是两个从不妥协、目中无人的君主，威廉·鲁夫斯亨利一世和亨利二世。这种危险并不来自本国，而是他们依靠的国外势力，或者来自他们并不是君主或其他特殊人物委任的，而是通过民选才上来的。
对付贵族，跟他们保持一段距离并不过分。通过压制使王权更加专制并不保险，很难实现君主想干的一切事情。我曾经在我的《英王亨利七世传》里指出过，亨利七世一直压制贵族，因此，他的时代才会出现重重困难，动乱不断，因为贵族尽管忠实于他，但在他的事上并不跟他合作。因此，他不得不事事亲力亲为。
对付次等贵族。他们是一个分散的团体，因此没有多大危险。他们有时候高谈阔论，但没有大碍。不仅如此，对于高等贵族来说，他们是一个平衡力，使贵族的势力不会过于强大。最后，在掌握政权的人中，他们最接近普通民众，因此是大众动乱最好的调解者。
对付商人。他们是国家的主动脉，商业不繁荣的话，一个王国即使有健全的四肢，血管里却没有血，没有养料。对他们增加赋税，很少会增加王室的收入。因为来得容易去得快，小钱来大钱去。各项的税率是增加了，但是商业的总量却减少了。
对付平民。来自他们的危险是很小的，除非他们有了不起的很有潜力的首领，或者你干涉了他们的一些宗教问题、风俗问题和生计问题。
对付军人。让他们作为一个整体在一起生活，并让他们习惯于得到犒赏，这种情况非常危险。我们在土耳其的禁卫军和罗马的护卫军中看到过这种例子。但是训练一些军人让他们驻在几个地方，有几个司令统率，不要老是搞犒赏，他们就会是一支防卫力量，不再有危险。
君主就像是天体，既会产生好的时世，也会产生坏的时世，他受到崇敬，却得不到休息。关于君主的种种箴言实际上包含在两句必须记住的话里：“请记住君主也是一个人”和“君主既是人世间的神，又是神在人世间的代表”。头一句话是约束君主的权力，第二句话则是支配君主的意志。
谈进谏
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信任就是对进谏的信任。因为在其他的信任中，人们只托付部分生活，如土地、货物、子女、信贷、一些特殊的事，但君主托付给进谏大臣的，就是他的一切了。由此可见，这些进谏的大臣就更有责任忠诚正直地对待这种托付了。聪明的君主并不认为他们依赖进谏有损于他们的伟大和贬低他们的才能。上帝本人也认为进谏不可缺少，并且把“进谏者”的称号给了他的一个圣子。（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所罗门曾经宣称：“进谏能保持安定。”（出自《旧约·箴言》第20章第18节。）所有事情都要三思而行，倘若事情不在谏言的辩论中颠簸，就会被扔入命运的波涛之中，做还是不做，始终拿不定主意，像个醉汉一样东摇西摆。所罗门的儿子发现了进谏的威力，而他的父亲发现了进谏的必要性。（所罗门的儿子即位后不久，不听长者进谏，结果众叛亲离，国家分裂。具体参见《旧约·列王记上》第12章。）因为上帝宠爱的王国往往被谗言弄得四分五裂甚至灭亡，对这种谗言我们要引以为鉴。有一种谗言，我们更要明察秋毫，它有两个特性：一是就进谏者来说，那一定是个年轻人；二是就进谏的内容来说，那一定是主张暴力的。
君主跟进谏结为一体，密不可分，也就是说，君主非常聪明、非常策略地运用进谏，这在古时候曾经有过很形象的描写。其中一个故事，朱庇特娶墨提斯（希腊神话中主管言论与忠言的女神。）为妻，墨提斯是进谏的象征。他们的结合也就是君主与进谏的结合。据说，朱庇特结婚以后就让墨提斯怀孕了，肚子里有了孩子，但是朱庇特受不了她老是不生下来，就把她吃进了肚子，那个孩子就成了他肚子里的孩子，后来他把那个戴盔披甲的孩子从头脑里生了下来，那就是帕拉斯。这个怪异的寓言包藏着一个君主的秘密。首先，君主应当把国务交给进谏者，这就是寓言中的受孕怀胎，但当国务在进谏者的“子宫”里似胎儿一般成形，逐渐成长到随时都会生下来时，君主就不耐烦地自己发号施令、作指示，好像这些事非他们不可。这时君主把国务收回到自己手中，让人们觉得似乎这些法令和最后指示，都是他亲自制定的（而且全都那样谨慎，那样具有威力，可以跟戴盔披甲的帕拉斯相媲美），而且让人们认为，他能做到这点，不光是出于他的权威，还出于他的智慧和谋略，这当然更能增加君主的威望了。
现在让我们谈谈进谏的不方便之处和补救的办法。在号召进谏和纳谏方面可以看到有三个不方便之处：第一，泄露国务内容，使之无法保密。第二，削弱君主的权威，好像他们没有什么办法。第三，有进言不忠的危险，进言的人比听进言的人得到更多好处。为了除去这些不方便，意大利有个教条，法兰西也有个惯例，那就是采用“内阁会议”（相当于秘密的非官方机构，与英国现在的内阁或枢密院不同。）的办法。不过这一帖药比疾病本身危害更大。
至于保密，君主当然不必在全部国务方面都跟全体大臣交流，应该选择内容，选择对象。自己应该做什么，应该怎么声明，自己准备做什么，这种事也没有必要去跟人商量。但是君主还应当注意，他们自己的事，千万不要自己泄露出去。至于内阁会议，他们自己就有一个座右铭：“我全身充满了漏洞。”一个轻浮的人以多嘴多舌为荣，会比许多自觉有义务保密的人造成更大的危害。有些极端保密的事，除了君主自己，知情的人决不能超过一两个。这也不是说进谏就此不顺，一般来说，除了保密的内容，进谏还是会不受干扰地沿着一个指示精神，继续进行下去，不过那时候“用手推磨磨面”的人必定是一个贤明的君主。还有，那些深知内情的人必须是一些聪明的人，要对君主的用心特别忠诚，就像英王亨利七世在处理重大事件时，除了莫顿（亨利七世时为大主教和红衣主教。）和福克斯（亨利八世时为枢密院顾问及掌玺大臣，后来成为曼彻斯特主教。），从不向别人吐露内情。
至于削弱君主权威的问题，那个寓言就已经提供了补救的办法。其实，君主坐在议事厅里主持会议，这是提升了他的形象，而不是削弱了他的权威。从来就没有一个君主因为跟大臣商议国事而失去依靠，除非有一个大臣权力过大，或者几个大臣拉帮结派。不过这种情况很快就会被发现，并及时加以纠正。
最后一个不便，那就是为了个人利益而进言的问题。确实，“世上难以找到忠诚”，不过那是指一个特殊时期的风气，并不指所有的人都是如此。有的人天生忠诚老实，淳朴耿直，从不耍奸，从不卷入是非。君主尤其应当把具有这种天性的人拉到自己的身边。此外，进谏者通常不会很团结，他们往往互相提防，因此，有人为了党派或个人的利益进言，这种内情大多很快会传入君主的耳朵。但是最好的补救方法就是，君主要了解大臣，如同大臣了解君主一样。
最可贵的君主德行就是了解自己的臣民。（这是公元1世纪罗马诗人马休的警句。）
另一方面，大臣也不应该过于猜疑君主的为人。一个大臣的素质在于精通君主的国事，而不是君主的态度，这样他才能对君主提出忠告，而不是迎合他的脾气。接受进谏的意见，单独接见一个大臣或几个大臣一起接见，对君主来说都是简单可行的。因为单独接见时，个人的意见能畅所欲言，当着其他人的面，表达意见就会谨慎一点。私下里人们的心情就会放松得多，几个人在一起，人们容易受到别人心情的影响。因此，最好两种方式都用，身份比较低的人私下接见，让他保持自由自在；身份比较高的人，最好集体接见，保持他们的尊严。要是君主光听有关国事的进谏，而有关人事的进谏听不进去的话，他将一事无成。因为所有的事都是死的，执行这些事的关键在于选人得当。
商议有关人选，像是分析某种观念，或是某个数学原理一样，只顾及应该用某种出身、某种性格的人，那也是很不够的。因为在选用人才方面，出现过重大的错误，并且有众所周知的公断。谚语说：“最好的进谏者就是死者。”这话一点也不错。当进谏的人把黑的说成白的时，书本总是直言不讳的。因此，精通书本有很大的好处，特别是精通那些至今活在历史舞台上的书本。
当今的议事，不过是开一些司空见惯的会议罢了，他们讨论国事，而不是辩论国事。他们敷衍了事地讨论法令、法典和进谏事宜。在斟酌一些重大问题时，今天提出的意见留待次日再议，这是比较妥当的。英格兰和苏格兰合并的会议就是这样开的，那次大会开得既隆重又井然有序。
我建议要安排一些日子专门处理请愿事宜，这既让请愿的人深信他们的事情能得到处理，也可以省去开许多会审定他们是否有资格提出请愿。为了协商一些成熟的事情，需要挑选一些委员，最好是挑选一些不偏不倚的人，这比为了达到整个委员会不偏不倚的目的而在双方安插一些态度强硬的人要好得多。我也建议成立一些常务委员会，负责贸易、财政、军事、诉讼和某些地方事务。有的地方有几个特殊的议事机构，只有一个国务议事机构（像西班牙那样），那些议事机构实际上无非是一些常务委员会，只是拥有更大的权力而已。让那些本来要向议事机构报告的，来自特殊职业的委员（比如律师、海员、铸币者等等）首先向各委员会陈述，然后有合适的机会再向议事机构陈述。还有，不要让他们一大堆人一齐都来，也不要让他们摆出一副为民请愿的姿态，否则就不是来陈述，而是来大闹公堂了。
一张长桌或一张方桌，或靠墙放几把椅子，看来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却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因为一张长桌，坐在上手的只是几个控制所有事情的人。要是采取其他形式，就更能采纳坐在下手的一些委员的意见。一个国王主持会议时，要注意在他提出的意见中，别过多公开自己的倾向性，要不然的话，大臣们就会见风使舵，大唱一些让你宽心的歌了。
谈时机
运气就像在市场上一样，许多时候你只要耽误片刻，物价就会下跌，有时候它又会像西比拉（中世纪的一个教派，其中有些僧侣专为教皇的密探，监视人们的思想。）卖书一样，起先一整本一整本卖，后来就一部分一部分卖了，价格依然不变。因为普通的诗歌中都这么说：“时机总是先给你看前额的头发，后来她一个转身，把光秃秃的后脑勺对着你，想抓她的头发也抓不住了。”②或者换一种说法，她先把瓶子的把手让你抓，然后又换成了让你抓圆滚滚的瓶子肚子，那就难抓了。危险一旦看上去无足轻重，它们也就真的很危险了，不再是那么无足轻重了。因此，危险更多的是欺骗了人们，而不是强迫人们意识到它们的来临。不仅如此，最好是在半道上守候危险，尽管危险还没有逼近过来，这也比过多注视它们一步步逼近要好得多。因为一个人注视危险过久，很奇怪地会昏昏沉沉。另外，危险的阴影拉得过长（当月亮比较低的时候，照在敌人的背上就有这种情形），也会让你上当。不是没到时候就开枪，就是过早地弯下身子向前移动，这无疑是在告诫危险早点来临。这两个极端都会让你倒霉。
正如我们说过的那样，时机是否成熟，必须时时刻刻仔细权衡。一般来说，以下做法比较好，把开始重大行动的事交给百眼巨人阿加斯，把结束重大行动的事交给百手巨人阿瑞欧斯，因为前者能密切观察事态，后者可以加速处理事情。普拉特（希腊神话中的冥王。）的头盔可以使精明的人来无踪去无影，在商议的阶段严守秘密，在执行的阶段行动敏捷。因为事情一旦进入实施的关头，任何保密都比不上行动敏捷，就好像一颗在空中飞行的子弹，那是人的肉眼所无法看到的。
谈狡猾
狡猾是一种邪恶的不正当的智慧。一个狡猾的人和一个聪明的人之间，肯定有很大的区别，不管是从诚实的观点来看，还是从才能的观点来看。有的人很会叠牌分牌，却玩不好牌；有的人很会游说，很会拉帮结派，其他方面却很无能。还有，懂得人是一回事，懂得事又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许多人在揣摩别人的脾气方面能正确无误，但在掌握真正的事理方面却无能为力。他们的素质就是研究人多于研究书本。这种人更适合于做事，而不适合于商议。他们在他们熟悉的事情上是不错的，但让他们面对新人，他们就不知所措了。因此，正如一条古老的准则一样：“干干脆脆把他们派到生人面前，就能看出分晓。”对于他们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得让人抓住的把柄。就像专门经营小商品的服饰用品店，你要是让那些店曝曝光的话，狡猾的店主就无处遁形了。
你和一个人谈话，你用眼睛对他察言观色，这是一种狡猾的做法。耶稣会（中世纪的一个教派，其中有些僧侣专为教皇的密探，监视人们的思想。）有一条戒律就有这样的规定，因为很多聪明的人，外表很坦率，内心却很隐秘。不过那样做的话，你的眼神要故意显得非常谦卑的样子，耶稣会教士有时就是这样。还有一种做法，你要有什么急事求人，就要先说一些别的话，讨好你要打交道的人，让他高兴高兴，使他不至于过于清醒，拒绝你的要求。我知道有一个兼管秘书的大臣，他要去让女王伊丽莎白签署账单时，从来都是先谈一些其他的事情，让女王不太留意她要签字的账单。
在对方十分仓促的情况下提出一些动议，也可以起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因为对方来不及对提出的动议左思右想。一个人怀疑别人会堂而皇之提出什么有效的建议，又想加以阻挠，那就让他装作非常赞成，自己提出这个动议，但是提出的方式足以引起别人的反感，使这个动议成为泡影。欲言又止，好像自己阻止了自己，能让跟你协商的人吊起极大的胃口，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因为从你口中问出什么，似乎要比你主动说出什么能起更好的作用。因此，你可以在某个问题上设下钓饵，装出一副跟往常不一样的面容表情，最后让对方问这种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为了什么，这就像尼西米（古犹太先知，被放逐于波斯。）所说：“我过去在陛下面前从没有过愁容。”
在一些棘手和不愉快的问题上，最好让一些说话不那么有分量的人来打破坚冰，而保留一些有分量的话，只是偶尔插上几句，这样就能让别人问他对另一个人发言有什么意见了。那西撒斯向皇帝克劳底亚斯报告梅沙利娜与西利亚斯的婚事时，就是这样做的。（梅沙利娜是皇帝克劳底亚斯的皇后，她趁皇帝外出时，强迫西利亚斯与她结婚，大臣那西撒斯不敢向皇帝报告，先借他人之口说出此事。）
在有些事情中，不想别人看到跟自己有什么牵涉，一个狡猾的做法就是假借“外界”的名义，比如说，外界都这么说，外界都在流传。我认识一个人，他写信的时候，总是把最重要的内容放在附言里，好像只是顺便提起而已。我还认识另一个人，他在发言的时候，总是把他最想谈的问题放过去，往下说着说着再回过头来说这个问题，好像是在说一个他差不多已经忘掉的问题。还有的人就是要让别人对自己感到惊奇，比如自己明明要去说服某些人，却装得跟那些人不期而遇，被人发现手里拿着一封信，或者在做一些他们平常不做的事情，目的就是想把一些事情拉扯过来，让别人谈一些他们自己巴不得要谈的事情。
还有一种狡猾的手法，把一些话以自己的名义漏出去，让别人去学说，去使用这些话，然后设法从中渔利。我知道两个人（指罗伯·塞西尔跟汤玛斯·包德莱。）在伊丽莎白时代竞争秘书的位置，然而他们之间的关系很融洽，还互相交换过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其中一个说，在王权衰落的时代，当秘书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他并不太想当这个秘书。另一个人马上学会这一句话，并且把这句话告诉了内阁的一些朋友，说他并没有什么理由在王权衰落的时候非得做一个秘书不可。先说的那个人便抓住这句话，设法让这话传到了女王的耳朵里，女王听到“王权衰落”这句话很不开心，从此再也不理睬那个人的求职申请。
还有一种狡猾，是我们英国才有的，叫做“锅里翻猫”，实际上也就是翻毛，一翻毛就不一样了。一个人明明对另一个人说了这样的话，他却偏偏说这话是另一个人对他说的。老实说，这事发生在两人之间，要弄清楚究竟谁先说这话，还真不容易。有的人采取的办法就是看别人一眼，用否定的语气为自己辩白，说：“这话我没有说过。”正如提盖利纳斯（罗马皇帝尼禄的宠臣。）对布拉斯所说：“我并没有二心，只以皇帝的安危为重。”有的人随时准备许多传闻故事，这些故事表面上并无所指，但是他们总是能巧妙地含沙射影。这样他们既能保护自己，又能让人乐意赞成你的看法。还有一个狡猾的做法也很高明，一个人先用他自己的语言和建议为别人塑造一个答案，使别人不会太为难。很奇怪，一个人要躺在那里等待多少时间才能说说自己想说的话，一个人说话离题千里竟然还能把自己想说的话拉回来，一个人要推翻多少障碍才能最终达到目的。这需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行，不过这种方法很管用。突然出其不意提出一个大胆的问题，往往能使别人大吃一惊，因此透露内心的秘密。这就像一个改名换姓的人，走在圣·保罗大教堂里，突然后面有人叫他的真名，他马上会本能地回过头去一样。
这些狡猾者的货色和小小的伎俩应有尽有，给它们开一个清单倒是一件好事，因为在一个国家里没有比把狡猾的人当做聪明人的危害更大了。但是也肯定有些人知道做事的种种招数，也知道这些招数并不能进入真正的事理，就像一座房子有许多方便的楼梯和入口，却没有一个是通向漂亮房间的。因此，你可以看到一些能在结论中钻空子的人，但是他们不能全面考察和辩论整个事情。然而他们一般都能靠他们的无能占便宜，并且被认为有领导的才能。有的人的名声就是靠贬低别人，在别人身上玩小花样得来的，而不是靠踏踏实实做事得来的。所罗门就说过这话：“智者步步深思熟虑，而愚者却转而欺骗别人。”（出自《旧约·箴言》第14章第15节。）
谈利己的聪明
蚂蚁精于为自身打算，是一种聪明的生物，但它们对于果园和花园来说，是一些很厉害的家伙。无疑，那些极端利己的人会损害公众的利益。所以一个人要理智地把利己和利于社会区别开来，既要忠实于自己，也不能欺骗别人，特别不能欺骗君主和国家。自我满足的行为是很不可取的。那就好比地球，因为只有地球是以自己为中心而定位的，而一切与天体密切相关的物体都是以他物为中心而运转的，这种运转又有利于其他物体。（这里培根是遵循旧天文学的“地心说”而不是哥白尼的“日心说”而言的。）
完全以个人自我为衡量标准，这对于君主来说还情有可原，因为他们代表的不光是他们个人，他们的善恶都是跟公众的命运休戚相关的。但是这种情形出现在一个君主的仆人身上或在一个共和国公民的身上，那就绝对是一种邪恶了。因为无论什么事情一经他们的手，他们就会让它们扭转方向，为他们的个人目的服务，而原本这些事情应该偏向他们的主人或国家，应该为主人或国家服务。因此，要让君主或国家选择没有劣迹的仆人，除非他们有意挑选这种人来做他们的同谋，干一些坏事。
谋求个人私利最大的害处就是使事情完全失去均衡。在顾及君主利益之前先考虑臣仆的利益，已经相当不恰当了，但有时为了仆人的一些小利生出一些事来，置君主这大利于不顾，那就是更大的极端了。有时候就是这种情形：一些坏官，或是一些坏的财政大臣、大使、将军和贪官污吏，为了他们一些小小的私利和小小的嫉妒，竟然破坏君主的大事。而且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仆人得到的无非还是仆人所能得到的东西，而他们为了这点好处出卖主人所造成的，却是整个国家的损失。他们这样做，完全是出于极端自私的本性。他们为了煮熟鸡蛋，可以点着别人的房子。然而这些人往往能得到君主的宠信，因为他们别的不研究，光在研究如何讨君主的喜欢，从中捞到好处。奉承谄媚和牟取私利出发点只有一个，所以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将君主的利益置之不顾的。
利己的聪明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卑鄙龌龊的聪明，那是老鼠在房子快倒下前逃命的智慧；是狐狸占现成的獾穴、把獾赶走的聪明；是鳄鱼吞食猎物挤出眼泪的聪明。但要特别注意的是，那些“爱自己胜于一切的人”（西塞罗就是这样说庞培的）往往都没有好下场。虽然他们无时无刻不在为了自己牺牲别人，但最终，变化无常的命运还是让他们做了牺牲品。他们还自以为可以靠他们的聪明把命运的双翅缚住呢。
谈革新
所有的革新最初的时候，跟所有的动物刚生下来时一样，样子并不好看。革新是时间的产物。然而，正如那些创家立业、给家族带来荣誉的先辈一样，是想模仿也模仿不来的，他们一般来说比大多数后继者要强得多，这是说如果他们是善良的话。因为恶对于一个人的天性来说，只要还在堕落，在这持续的过程中，这种意向都最为强烈；而善，这是一种促使他迫不及待要去做的意向，在它最初出现的时候最为强烈。
的确，每一种药也都是一种革新。那种不愿意用新方法治疗的人，难免会等来新的疾病，因为时间也是一个最大的革新者。要是说时间必然让事情变得越来越糟，智慧和协商也不见得会让事情变得越来越好，那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说真的，习俗定下来的东西，尽管并不完美，但它们至少是适合时宜的，那些东西长时期齐头并进，它们之间似乎已经结成同盟，而新的东西往往凑不到一块去。尽管新生事物在实效方面有帮助，但是它们的不一致往往带来混乱，而那些保留过多旧时代一套的人又往往受到新人的嘲笑。
因此，人们在革新中要以时间本身为榜样。时间确实在做很大的革新，但它是悄悄地一点一点地进行的，几乎不被人觉察。否则的话，凡是新事物都不会被人看好，而且凡事总是有得必有失，得益的人把利益看做靠时机偶尔得来，一个因错误而受损的人，就会归罪于创新的人。因此，最好不要在一个国家里搞什么革新的试验，除非推行势在必行和确有成效的革新。必须清楚地知道，是改革引起了变化，而不是想变的欲望假冒改革之名就能引起变化的。
最后，虽说创新并不被排斥，但我们也要把它们看做需要怀疑的事情，正如《圣经》所说：“我们应当首先站在古道上，然后环顾四周，去发现何处有笔直的正道，再在这条道路上行走。”（出自《旧约·耶利米书》第6章第16节。）
谈做事敏捷
假装做事敏捷是在做事时可能出现的一件最危险的事情。这就像是医生所说的超前消化和过速消化，使一个人的肚子里塞满了生冷的未消化的东西，埋下了生病的隐患一样。因此，不要以办公的时间或办事的进展去衡量办事的敏捷。正如在赛跑中，并不是步子大、腿抬得高，就一定跑得快。在做事中保持专心一致，一次不要做得太多，倒能获得做事敏捷的效果。有些人光想抓紧时间草草了事，或者发明一套不老实的办事程序，以此显示他们的办事敏捷。然而，简便手续、缩短时间是一回事，砍掉时间又是另一回事。这样办事的话，往往要几次三番坐下来开会，来来回回地讨论，却仍然定不下来。我认识一个聪明的人，他看到有人急于下结论，他总是会插上一句谚语：“少安毋躁，我们就可以早点实现目标。”
另一方面，办事敏捷确实是一笔财富。因为时间是衡量办事的标准，正如金钱是衡量商品的标准一样。办事不敏捷必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斯巴达人和西班牙人素以拖拉著称，因此有这样一句谚语：“让我的死亡来自西班牙吧。”这就是说，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死亡一定过很长很长时间才会来。
在做事的时候，好好倾听别人带来的最初信息，宁可一开头就交代清楚一些事情，也不要在他们说话的中间打断他们，因为他们说话的次序一旦被打乱，难免会来来回回说个不停，还要回头想想说过的话，比他原来按照自己的思路说下去，说得时间更长、更让人讨厌。我们有时候会看到，那个打断别人发言的人比发言的人还要讨厌。
重复说话通常都是浪费时间。但是常常重复争端的情况，却是赢得时间的最好方法，因为有些空洞无物的话一露头，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阻止它。又长又难懂的发言不适合于办事敏捷，就像袍子、披风和长裙不适合于赛跑一样。开场白、细节的交代、自我辩解的套话、旁征博引他人的话，这些都大大浪费了时间。但是一旦听众的意愿有妨碍和抵触的话，你的发言就不能光有实质内容就行了，如果听众中有先入为主的人，那么你的开场白就永远少不了。这就像热敷一样，能使膏药更有疗效。
尤其重要的是，做事要有先后次序，要进行分类，要选择重点，这是做事敏捷的关键。至于分类，不要分得太细，不分类的话，永远办不好事；分得太细，又永远无法把事情展示清楚。选择时机也是节省时间。不合时宜的举动，无异于向空气挥拳，白费力气。做事有三个步骤：一是准备，二是辩论和审议，三是执行。你假如要办事敏捷的话，让多数人去做中间那些事情，两头的事情只交给少数人去做。一步步进行什么程序，要有文字的设想，这样做最有助于办事敏捷。因为即使这些设想被完全推翻，在这些否定的东西中也孕育着更多正确的方向，正如草木灰比灰尘含有更多的肥力一样。
谈假聪明
我一直有这样的看法，法国人实际上比他们的外表聪明，而西班牙人外表上聪明，实际上没有外表上那么聪明。不过不管这两国人究竟如何，人与人之间确实存在着这种差别。圣·保罗曾经说过：“有虔诚的外表，却没有虔诚的内心。”（出自《新约·提摩太后书》第3章第5节。）确实，有些人虽然相貌堂堂，严格地说，却跟聪明才智格格不入，或至少关系不大，即所谓“外强中干”。我们看到，在识人方面，判断力如何欺骗以貌取人的人，他们一门心思把外表的东西当成了实质性的东西，还认为这个华而不实的东西既有分量又有深度。这实在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足以写入讽刺文章。
有些人沉默寡言，非常谨慎，好像他们的货色只有在暗淡的光线下才能拿出来让人看，而且还要藏藏匿匿什么东西。他们明明知道自己肚子里货色不多，对所说的东西实际上知之甚少，然而总要故作姿态，似乎知之甚多，只是不便明说。有的人借助面部表情和手势装出一副聪明的样子，正如西塞罗评论皮索（曾为马其顿总督，任后回到罗马，西塞罗在元老院中弹劾过他）：“他将一条眉毛耸到前额上，一条眉毛弯到下巴上，还说什么我不是一个天生残酷的人等等。”还有人认为说话用一些大字眼，摆出不容反驳的样子，就可以让他原本说不清楚的话取得别人的认可。还有一些人，明明有些事情他们不懂，却装出不屑一顾的样子，把它们说得无足轻重，既不相干，又稀奇古怪，以为这样一来，他们的愚昧无知就成了明白事理了。还有的人从来都是巧言令色，取悦于人，混淆黑白。盖利西亚（罗马的文法学者。）说过这种人：“一个疯子，一个借字面上的穿凿附会而破坏大事的人。”对于这种人，柏拉图在他的《普罗塔高拉斯（为雅典知名的怀疑论学者。）》一文中用轻蔑的口吻提到普罗第喀斯（为雅典知名的怀疑论学者。），说他的发言中通篇用词都有穿凿附会之嫌。
一般说来，这种人在审议中，总是站在否定的一方才舒服，他们都是动不动就反对，动不动就预言困难。那是因为一旦动议被否定，他们也就无事可做了，但假如被通过的话，又要他们做事了。所以，假装聪明，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总之，生意失败的商人和一些假装阔佬的人，总要千方百计支撑他们有钱的名声，而这些头脑空虚的人也要千方百计维护他们聪明的名声，有过之而无不及。看来，这种聪明的人也许能变着法儿捞到一些名声，但是最好谁也不去任用他们。为了做事起见，用一个行为有点荒唐的人也比用一个外表过分聪明的人好得多。
谈友谊
“喜欢孤独的人不是野兽就是神灵。”（出自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论》第1章第1节。）你很难再找到一句比这更妙的话，三言两语就把真理和谬误混为一谈。因为一个人如果心中对社会有一种天生的隐蔽的憎恨和厌弃，那么他难免有几分野兽的性质。不过说这种人也有几分神灵的特性，那就荒唐透顶了。除非他这样做不是出于对孤独的喜爱，而是喜欢隔绝自我，以求更高的修为。在异教徒中有过这样妄称的人，如克瑞蒂人埃辟曼尼底斯（公元前6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罗马人诺曼（罗马开国的第二代君主。）、西西里人埃辟格拉利斯（公元前5世纪的西西里哲学家。）和蒂安那人阿波罗尼亚斯，而基督教中也有好几个古代的隐士和神圣的教父也是这样的人。
但是人们确实不大懂孤独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孤独的含义有多么深广。因为一群人并不都是伙伴，一群人中要是没有爱的话，一张张脸不过是一张张画，谈话也不过是铙钹的叮当作响。有一句拉丁谚语倒跟这种说法有几分相像：“一座城市就如同一片荒野。”因为在一座大城市里朋友分散而居，因此大多数人没有什么交情，反而不及在没有什么邻居的地方。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缺少真正的朋友，那才是可怜的孤独。没有友谊，世界只是一片荒漠，这是确定无疑的。甚至我们还可以在这个意义上讨论孤独，无论谁，要是在他的天性和感情中都跟友谊格格不入的话，那么他的天性和感情一定得自野兽，而不是得自人性。
友谊的主要作用是当各种各样的感情充满你的心，并且引起膨胀时，它可以使这种压力得到缓解和排解。我们都知道堵塞不畅对身体是最大的危害，在思想方面也很少不是这样。你可以服用“撒尔沙”（一种治疗梅毒和风湿病的药。）来通肝气，服用磁铁粉来通脾气，服用硫黄精来通肺气，或用海狸香来治头痛。但是除了一个真正的朋友，没有一个药方可以打开你的心扉。你可以让朋友分担你的忧伤、欢乐、恐惧、希望、猜疑、工作中的烦恼和一切压在你心上的东西，这是一种坦露心扉，不是教堂里的忏悔。
我们看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许多伟大的君主十分重视友谊的作用，我们这里说的重视甚至到了不顾自身安危和尊贵去换取友谊的程度。对于君主来说，考虑到他们跟臣子和奴仆之间的距离，他们无法享受这种友谊，除非他们设法做到这一点，也就是把某些人提升到等同伙伴的地位，跟他们自己几乎平起平坐。但这样做会引起不便。现代语言称这种人为“宠臣”或“心腹”，好像这里边只涉及给些恩赐和说些悄悄话。罗马语把这种人叫做“分忧者”，这种称呼才名副其实，道出了这里边的真谛。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光是一些性格脆弱暴躁的君主这样做，一些足智多谋的君主也这么做，他们经常和几个臣仆在一起，称其为朋友，而且要臣仆也用同样方式称呼他们。这种事情只有在亲密的朋友之间才有。
毕达哥拉斯说过一个比喻，很难懂，但很中肯：“不要吞食自己的心。”当然，一个人缺少朋友，无法敞开自己的心扉，就被人认为是个吃人肉的人，吃掉了自己的心，这样的说法他是无法接受的。但是有一件事非常值得赞叹，就是把自己的心事跟朋友交谈，会起两个相反的作用，既能使欢乐加倍，也能使忧愁减半。他跟朋友分享欢乐，他的欢乐有增无减；跟朋友分担忧愁，他的忧愁也不会因此增加。因此，这是一条真理，友谊对人的思想所起的作用，就如同炼丹士将他们赋予“石头”的功效用在人的身体上一样，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但仍然对生命的机能有利有益。但我们不必借助炼丹士，就能在自然的普通作用中看到明显的迹象。比如在人体中，身体上的结合可以增强或扶助任何自然作用，另一方面也必然会减轻外来的强烈打压。心灵上的结合也有此功效。
友谊的第二个作用就是健全和主宰理智。这首先是针对感情的。因为在感情方面，它能使人冲出狂风暴雨，迎来风和日丽；摆脱黑暗，摆脱混乱，让自己的理智充满光明。同样，你也不能把友谊单单理解为来自朋友的忠告。因为在得到忠告以前，不管是谁，心里总是充满着思虑的，在跟另一个人的交流和交谈之中，你的机智和理解才渐渐清晰，凸现出来，表达思想容易得多，你能井然有序地支配你的思想，看到它们用语言表达出来有什么效果；最后，你比以前聪明得多。一个小时的交谈比一整天的沉思默想收获更多。塞密托克利（雅典人，因抗击波斯军而出名。）对波斯王说了一句很妙的话：“言语就如同挂着展览的花毯，上面的图案很生动，但思想就像折叠起来的花毯。”友谊的第二个作用也不光属于那些能进忠言的朋友（当然他们是最好的朋友），一个人研究自己，使自己的思想清晰起来，但是砥砺自己的智慧得靠磨石，光靠自己是不行的。总之，一个人向一座雕像或一幅图画倾诉自己，也比让自己的思想窒息而死要好得多。
友谊除了这两个无与伦比的作用（即平和感情和发扬理性）外，还有最后一个作用，它就像是石榴一样，里边尽是石榴籽，我是说，友谊在所有的感情和所有的场合都能帮助与参与。最好能让友谊多方面的功能都生动地表现出来，因为你应该清楚地知道，有多少事情光靠你一个人是无法做到的。古人说到：一个朋友就是他的另一个自我，而且一个朋友远远胜过于自己。
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死的时候往往还念念不忘某些大事（比如子女的安置、未了的事情等等）。假如他有一个真正的朋友，那么他差不多可以安下心来了，这些事情在他死后还是会有人继续照料的，因此，一个人就他的心愿方面来说，似乎有了第二次生命。一个人只有一个身体，而且只能处在一个地方，但是哪里有友谊，哪里的一切帮忙照料都不在话下，好像是老天赐给他和他的代理人一样，都可以让朋友去办。你说有多少事情，因为面子问题，不便亲自出面的？一个人出于谦虚，总不见得自己表功，自己吹捧自己吧？一个人有时候总难免忍气吞声，去恳求别人吧？这样的事数不胜数。但所有这些让你自己要脸红的事情，只要出自朋友之口，就万事大吉了。还有，一个人有许多正当的关系，往往在不同的关系上扮演不同的角色。一个人对儿子说话只能扮演父亲的角色，对他妻子说话只能扮演丈夫的角色，对敌人也只能扮演敌人的角色，但有一个朋友的话，他就可以看情况说话，不必考虑扮演什么角色。要列举所有这些事情也是很困难的。我这里不妨立一个规矩，一个人如果不能恰如其分地扮演他的角色，又没有一个朋友，那么他最好是离开那个舞台。
谈消费
财富是为了消费，而消费是为了荣耀和善举。因此，特殊的消费要以特定的场合值不值得消费为准。要是为了尘世的王国，为了上帝的天国，人们不妨慷慨解囊；要是为了一般的消费，那就得以个人财产为准，要量入而出，并且还不要受仆人的欺骗。花钱既要花得体面，支出又要低于外界的估计。当然一个人想要收支平衡，那他的开销只能控制在收入的二分之一；要是想成为富人，那他的开销只能是他收入的三分之一。
一个大人物亲自理财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有的人不愿这么做，不光是因为生性散漫，还担心亲自理财造成破产，徒增烦恼。但是伤口不仔细检查，是无法治好的。根本无法亲自理财的人，雇用别人时既要仔细挑选，也要经常更换，因为新手一般比较胆小，也少一点心计。那些不能经常顾问家财的人，也应当对家财的所有情况心中有数。
一个人要是在某方面开销特别大，那么在其他方面就得节约开支了。比如吃喝上花得多，衣着上就得少花点，住房上开销大，马厩上就得节俭点，以此类推。一个人要是各项开支都很大，那他就难免陷入困境。到了清算财产的地步，那么一下子卖掉产业，跟拖欠太久同样有害。因为急急忙忙出售跟多付利息同样不利，除此之外，无债一身轻，很可能会故态复萌，一点点还清倒可以养成节俭的习惯，这对他的心理、对他的境况都有好处。当然，要挽救自己的经济状况，不能忽视细小的事情，紧缩零星的开支比不顾身份谋取小利要体面得多。必须十分谨慎，有些负担一旦开始，就没完没了，但对那些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事情，倒不妨大气一点。
谈国家的真正强盛
雅典的托米斯克利是一个政治家、名将和民主派的领袖，他曾经说过一句很傲慢自大的话，给自己带来了许多非议。不过这句话要是随便用在别人身上，倒不失为精细的观察和入木三分的评判。在一次宴会上，别人要他弹琴，他说：“我不会弹琴，却会把一个小镇变为一个大城市。”这句话（借助一点隐喻）生动地描绘了两种不同的才能。要是对那些大臣和官员做一番仔细的调查，你就会发现，那些能把小镇变为大城市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少得可怜），都不会弹琴。另一方面，你还发现许多人都可以把琴弹得出神入化，但跟把小镇变为大城市风马牛不相及，他们的才能表现在其他方面，他们能使一个繁荣的大国走向没落和毁灭。毫无疑问，许多大臣和官员正是靠了这些腐败的巧妙手法，讨得君主的欢心和平民百姓的另眼相看。他们的这种手法，充其量只能称为弹琴的小技，只能让别人消遣取乐，让自己出出风头，不会给他们服务的国家带来任何福利和进步。
无疑，也有一些大臣和官员是有才能的，他们能管理国家大事，能使国家避免危险的处境或特殊的麻烦，然而他们的才能跟那些能增强和充实国力、增加资源和财力的才能还相去甚远。暂且不论他们是什么样的工作人员，让我们先谈谈国家大事本身，也就是国家的真正强盛和如何达到这个目标。这个议题由雄才大略的君主亲自主持讨论最为适宜，这样一来，一方面不会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而为空有虚名的进取吃尽苦头；另一方面，也不会屈从畏首畏尾、优柔寡断的建议。
一个国家的大小，它的疆土是要加以测量的，它的财政收入究竟多少是要加以计算的。人口多少可以从花名册中查到，它有多少大小城镇也可以用图表和地图表示出来，但就国家大事来说，在国力和兵力的估计和判断方面，最容易出错。上帝并没有把天国比作一个很大的果仁或坚果，只是把它比作一粒芥末的种子（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第31节。）。芥末的种子是一种很小很小的种子，然而它的特点是充满活力，能迅速成长，迅速传播。（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13章第32节。）同样，有些国家疆域辽阔，但不易扩大也不易统治，但有些国家根基不大，却有基础成就伟大的帝国。
坚固的城墙、充实的兵工厂军火库、良种的马匹、精良的战车、大象、火炮和弹药都不过是披在绵羊身上的狮子皮，除非人民的血统气质原本强悍好战。不仅如此，如果人民斗志低下，军队的多少也无关大局。因为诗人维吉尔曾经说过：“绵羊再多，也难不倒恶狼。”因此，一个人完全可以断言，一个国家的强大，关键在于是否有善战的国民。
金钱是战争的力量源泉，这种陈腐的说法站不住脚，因为人民如果怯懦柔弱的话，他们的胳膊也没有多大力气。梭伦（古希腊有名的立法者。）对克里沙斯（吕狄亚国王。）说得好，当克里沙斯向他展示金银珠宝、夸耀自己的财富时，他说：“陛下，要是别人来了，拿着比你的铁器更为厉害的铁器，恐怕这些财富就要成为别人的了。”因此，任何君主或国家，对自己的力量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本国的民兵是不是都是勇猛善战的士兵；另一方面，君主也应该了解自己的力量，他得有一批尚武善战的臣民才行，不然的话，他们自己反而也会缺少这种气质了。至于说到雇佣军，他们在某些场合能起到一点作用，但所有的例子说明，要是君主一味依赖他们的话，他一时之间能展开他的羽翼，但他不久就得躲藏起来换自己的羽毛了。
犹大的天资和以萨迦的天资从来凑不到一起去（出自《旧约·创世记》第49章。），同一国的人民或同一民族，不会既是负重的驴子，又是强悍的狮子。同样，赋税负担过重的人民，也不会变得勇猛好战。确实，经过三级会议批准的赋税较少挫伤人民的斗志，低地国家的消费税就是例子。英国的附加税也是如此。要注意，我们现在谈的是人心的问题，而不是钱财的问题。所以，赋税不管是强行征收的还是得到三级会议批准的，对国家财政收入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对人民的斗志所起的作用却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得出结论，人民赋税过重，对一个帝国来说总是不合适的。
如果一个国家旨在真正的强盛，那它就该抑制贵族和绅士的过快增长，因为他们的过快增长会使普通的臣民沦为村野农夫，失去志气，实际上只是贵族、绅士的劳力而已。这就像在矮树林里看到的情形一样，要是你让底层的树苗过密的话，永远长不出整齐的树木，只会长一些乱糟糟的树丛和灌木。所以在许多国家里，如果贵族过多，平民就会低劣，你最后就会看到，一百个人里也找不到一个人适合戴上头盔，在步兵里尤其如此，而步兵又恰恰是军队的支柱。因此，人口尽管众多，国家仍然不会强大。
尼布甲尼撒王国的树干，要想尽一切办法长大到足以支撑所有大大小小的树枝，也就是说，君主统治下，原有的臣民和外族的臣民要保持适当的比例。因此，一切对外族归顺态度开明的国家，都会成为强大的帝国。一小撮人凭借世上少有的胆略和计谋，拥有过于辽阔的疆域，即使能得逞一时，也难免会突然崩溃。
有些精细的工艺需要坐在室内进行，它们使用的多半是手指而不是胳膊。这种工作需要的气质和尚武的气质根本不同。一般来说，喜欢打仗的人有点游手好闲，宁可冒险也不做劳苦的工作。若要他们保持旺盛的精力，就不必勉强他们去从事劳作。古代一些国家，斯巴达、雅典、罗马等等，使用奴隶来从事精工细作的工作，这有很大的好处。但是现在根据基督教的法规，奴隶制度大部分已经被废除了。最接近当时的做法便是把这种工艺交给外族人去做，正因为这个缘故，外族人才这样容易被接受。
本国的下层百姓大多数被限制在三种行业里：耕作土地、做自由民身份的仆人和做粗活的工匠，如做铁匠、石匠、木匠等等。职业军人不包括在内。
一个国家想成为强大的帝国，最重要的就是要承认军事是他们主要的荣誉，跟学问和职业一样。上面所提到的只涉及军事的教育和训练，但要是没有目的和行动的话，这些教育和训练又有什么用呢？根据报告或杜撰的传说，罗穆洛（公元前7世纪的巴比伦国王。）曾给罗马人留下遗言，要他们首先重视军事，这样才能证明罗马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斯巴达这个国家的结构是完全出于这种意图和目的在军事框架下组成的，尽管这样做并不聪明。波斯人、马其顿人也曾以军事立国，只是时间很短。高卢人（法国古代的民族。）、德国人、哥特人（属于条顿民族。）、撒克逊人（属于条顿民族。）、诺曼底人（属于条顿民族。）也都以武力称雄一时。土耳其人直到现在还在这么做，只是他们的势力已经江河日下。欧洲的基督教国家中，以军事强盛的实际上只有西班牙。这一点是最明显的，人人专心致志于什么，便能从中获利，这是毋庸讳言的。这一点就足以证明，一个国家不直截了当地承认以军事立国，是不可能让强盛这块肥肉掉进嘴里的。另一方面时间也作出了肯定的回答，那些在这方面长期坚持的国家（罗马和土耳其基本上这么做了）确实创造了奇迹。那些一时崇尚武力的国家，也取得了一时的强盛，即使他们这方面的理论和实践走下坡路的时候，他们的强盛也还能维持很长一段时期。
附带说明一点，一个国家有一些法律和惯例，在进行战争前他们就能获得一些正当的理由（或者借口）。因为正义感深深印在人的本性中，他们不会投入一场引起许多灾难的战争，倒会为了一些细小的猜疑、原因或口角而争斗。土耳其人打仗有一个现成的口实，那就是传布他们的法律和宗教，随时都可以挑起争端。罗马人将帝国疆域的扩大归功于他们将军的荣誉，但是他们并不光是为了将军的荣誉而发动战争的。
因此，那些自称强大的国家，首先要记住这点，别的国家对自己的边境居民、过境商人或外交使节有什么侵犯的话，要十分敏感，对挑衅的行为也不能坐视太久。其次要记住做好准备，随时援助或救济盟国，罗马人一直是这么做的。即使盟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都有防御盟约，这个盟国受到侵犯向几个国家求援，罗马人总是首先赶到，不让其他国家抢去这个荣誉。至于古代那些为了维护某一党派，或者为了心照不宣的三个阶层的一致而进行的战争，我就看不出他们是如何找到正当理由的。罗马人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和马其顿作战的（公元前210年，罗马在要求马其顿停止对希腊的敌对行动被拒后，向马其顿宣战，并于公元前197年击败马其顿军队。）；斯巴达人是为了建立或推翻民主政权或寡头统治，而进行了一系列战争；有的战争是外国人发动的，借口是为了正义，或者为了保护或解救另一国的百姓，让他们摆脱专制的压迫。这种例子比比皆是。想成为强国的国家，时刻关注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自然不用多说。
不运动，身体就不会健康，自然的机体也好，政治体制也好，同样如此。对于一个君主国或共和国来说，一场正义的光荣的战争，无疑就是真正的运动。内战确实像是生病发烧，而对外战争就像是运动产生的热度，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因为在懒散的和平中，双方的斗志都会下降，因此败坏风气。但是，不管百姓是否幸福，国家的强大，多半还是取决于军事，取决于一支有作战经验的军队（尽管那是一件很花钱的事）随时待命，它在邻近的国家中能普遍地发号施令，或至少有这样的名声。我们清楚地看到西班牙就是如此，它在这里那里都长期驻有作战经验丰富的军队，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了。
海上的霸主就好像是一个君主的缩影。西塞罗给阿提克斯的信中提到庞培准备跟恺撒交战时说：“庞培的策略就如同特米斯托克利的策略，他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一切。”（公元前49—前47年，庞培跟恺撒争雄。庞培的军队，尤其是海军，强于恺撒的，但庞培错失良机，反为恺撒所败。西塞罗属庞培一党，他与阿提克斯的通信成为古代欧洲文学中的珍品。）无疑，后来庞培出于虚荣而狂妄自信，没有采取这个办法让恺撒疲于奔命，可见海战的巨大作用。阿克兴（希腊西部的一个海角。）海战决定了罗马帝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勒潘托（希腊西部的一个海峡。）海战终止了土耳其的扩张。这种例子还很多，都是海战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当然最后下令停止战争的还是君主或国家。但是这一点非常确定，控制了海洋，战争规模大小的决定权就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控制。对今日欧洲各国来说，海上力量的强大确实是一种优势（这也是我们大英帝国得天独厚的一个方面）。这一方面是因为大多数欧洲帝国不光是内陆国，它们大多数疆域都为海洋包围；另一方面，东西印度的大部分财富，也只有掌握了海上控制权才能取得。
在老一代，战争在人们头脑里的反映是光荣和荣誉，与这相比，近代的战争似乎都在偷偷摸摸地进行。现在为了鼓舞士气，只授予一些骑士的爵位或勋章，然而授勋也非常紊乱，军人和非军人都能得到。此外，还有一些阵亡将士的纪念碑，一些伤残军人的医院等等。但在古代，有竖立在决胜地的胜利纪念碑，有献给阵亡将士的追悼词和墓碑，有献给个人的胜利花冠和花环，有将士归来的凯旋式，有遣散军人的赏赐和捐赠，这些都能激起人们的尚武精神。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罗马人的凯旋式，不光是因为它的队列非常壮观，浩浩荡荡，还因为它是一种聪明和高尚的创举。其中包括三重意义：给将领带来荣誉，给国库带来战利品，给军队带来赏赐。把这种荣誉归于君主并不合适，除非君主或他们的儿子确实受之无愧。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罗马的皇帝确实霸占了胜利的果实，将功勋归于他们和他们的儿子，战争所得也都划归他们名下，而赢得这场战争的臣民，只有将领得到一些锦袍和象征胜利的东西。
总之，如同《圣经》所说：“仅凭思考不能使身材增长一寸。”（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6章第27节。）人体的大小还是这个模样。但就王国和共和国的结构来说，君主和当权者有能力把他们的国家变得更加辽阔、更加伟大。只要引进我们已经论及的法令法规和习惯的做法，便能为他们的子孙后代播下强盛的种子。不过这种事情一般不会受到关注，只能留待以后的机遇和巧合了。
谈保健之道
保健之道的学问连医学之道也无法望其项背。根据一个人自己的观察，发现什么对他有益，什么对他有害，那就是最好的保健之道。不过最保险的结论是说，这对我不合适，所以我不再继续下去，而不说，这对我没有什么害处，因此我可以继续用下去。因为年轻的时候，精力旺盛，没有节制地做过不少有害健康的事，在哪一件上你都有可能欠了债，到你老了得去还清。你要明白，年纪一天天大了，不要再去想做同样的事情，因为年纪不饶人。要注意饮食的主要方面有什么特殊的变化，要是这种变化有必要让它继续下去，你也要注意它跟其他方面的搭配。因为一个事物，就其性质和状况来说，改变许多方面比改变一个方面要稳妥一些。
考察一下你的许多习惯，饮食、睡眠、运动、服饰等等，试试看，要是你认为什么事情对你有害，你就不要继续下去，只是要一点一点改，但是如果你这种改变确实带来不便，你可以再改回去。因为什么事情普遍有效，促进大家的健康；什么事情有特殊的功效，适合你的身体，那是很难加以区别的。
在吃饭、睡觉和运动的时候要保持无忧无虑，心情愉快，那是长寿的秘诀。至于感情和思想活动方面，要戒嫉妒，去忧虑，远恐惧，不要让愤怒郁积于心，对纠缠不清的琐屑小事不要耿耿于怀，快乐和兴奋不要过头，伤心的事不要不跟别人诉说。要心怀希望，开心时就大声欢笑，要有多种多样的消遣，但不要沉溺其中。要有好奇之心，也要懂得欣赏，这样才能有创新的活力。学习一些历史、寓言和自然知识，让丰富多彩的内容充实你的思想。
要是你在健康时完全摒弃药物，那么一旦你需要它们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它们跟你的身体已经格格不入。要是你平日用药过多，那么疾病来临，药物也不会再有奇效。我建议，宁可按季节改变一些饮食，这比经常服药好得多，除非服药已养成习惯，因为饮食带来的益处大，麻烦少。
身体出现新的症状，不要掉以轻心，要向人求教。生病的时候首先要关心健康，健康的时候要首先关心运动，因为注意运动保健的人，固然也会生病，但是他们生的病多数并不严重，注意饮食、注意调养就能治好。
塞尔撒斯还好是一位智者，如果仅仅是一个医生，他是说不出这条健康长寿的名言的，他说一个人要作些变化，体验相反的生活方式，但要更多倾向于更适合人体质的一端，比如禁食和饱食交替体验，更多倾向于饱食；不眠与睡觉交替体验，更多倾向于睡觉；静坐与运动交替体验，更多倾向于运动等等。所以，我们只要把自己的体质牢牢记在心里，我们就学会了保健的诀窍。
有的医生讨好病人，迁就他们的脾气，因为他们并不急于真正把病治好；还有的医生则一板一眼，按病理学进行治病，没有充分注意病人的实际情况。要找一个这两方面适中的医生。要是找不到这种医生，那就把两种医生都请来会诊。还有，你别忘了要请对你的身体非常熟悉而医术又非常高明的医生。
谈猜疑
猜疑在思想里就像蝙蝠在鸟群里一样，不过它们只在黄昏时飞出来。当然它们总要表现出来，但对它们至少要小心提防。因为它们会蒙蔽思想，使朋友最后分道扬镳。还有，它们会妨碍事业，让事业不能平稳持久地进行下去。它们会导致君主实行暴政，丈夫产生嫉妒，聪明人变得优柔寡断、闷闷不乐。它们造成的不是心理的缺陷，而是思想的缺陷，因为它们也发生在最刚毅无畏的人身上。英国的亨利七世就是一个例子。世上没有一个人比他多疑，也没有一个人比他刚毅无畏。不过在有这样气质的人身上，猜疑不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他们没有经过考察，不会轻易相信自己的猜疑究竟对还是不对。但在生性怯懦的人身上，他们很可能一上来就以为找到了根据。一个知之甚少的人最容易多疑，因此要治猜疑这种毛病，最好是多了解一些情况，而不是把自己的猜疑硬压下去。
这些人究竟想干什么？难道他们以为他们雇佣的人和跟他们打交道的人都是圣人？难道他们就不想想，这些人都有自己的目的，忠于他们自己甚于忠于你？因此，最好的方法是节制猜疑，既要把它们当做真的加以防范，又要把它们当做假的不去计较。因为就应该利用猜疑这一点上来说，假定他的猜疑确有其事，对他并没有什么坏处。心中再有多少猜疑，也不过是蜜蜂的嗡嗡叫，但这些猜疑经过别人故意渲染，以流言飞语和窃窃私语的方式传到一些人的耳朵里，那就成了蜜蜂的毒刺了。
当然，要在猜疑的树林里清出一条道路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将他猜疑的事坦率地与对方沟通。这样的话，你对对方的事一定会知道得更多，因此也能使对方更加小心谨慎，不要让猜疑有更多的口实。不过这种办法对付小人可不行，因为他们一旦发现受到猜疑，就永远不会对你有什么忠心了。意大利有句谚语：“猜疑解除忠实的责任。”这好像是猜疑给了忠实一张通行证，证明了忠实的身份，但实际上它应该点火把忠实烧掉，让忠实永远起不了作用。
谈谈吐
有些人在谈论时似乎想得到别人的好评，说他们足智多谋，但是他们能掌握的只是所有的论点，而不是明辨真理的判断。在他们看来，知道什么可以说而不知道什么应该想，似乎也是一件值得赞扬的事。有些人总是只有一些老生常谈，即使在一些他们擅长的话题上，他们的话也缺少变化，这种贫乏是由他们大部分话冗长乏味引起的，而且一旦被人仔细琢磨，又显得荒唐可笑。最可贵的讲话是要讲得适时，又要温和中肯，让人有所得益，做到这些，这个人就能起到掌控局面的作用了。言谈要富于变化，要在谈话中插进一些不同的论点、一些有根据的传闻；要提出一些问题，同时抒发己见；要做到既严肃又幽默。因为使人疲倦的喋喋不休正如我们现在通常所说的那样，离字字珠玑相去实在太远。至于说到诙谐，在有些事情上是不适宜的，比如谈到宗教、国家大事、大人物、任何当时的重要大事和一些值得怜悯的事情。但也有一些人认为他们没有一些尖刻机智的话脱口而出，他们的聪明才智就会打瞌睡了。这种风格必须加以约束。古语说：“少使刺棒，多拉缰绳。”一般来说，人们应该分得出咸和苦有何不同。确实，那些喜欢讽刺挖苦的人，在他的机智使别人心存畏惧的同时，他也需要对别人的记仇有所畏惧。
问题提得多的人应该能学到更多的东西，也能让更多的人满意，特别是他问的正好是那些人所擅长的问题。他应该给他们说话的机会，让他们乐于交谈，他自己就可以不断地积累一些知识。但他提的问题不可以让人烦恼，那是在给人出难题、怪题。他要保证让别人有说话的机会。不仅如此，有人想独占说话的时间，你要想办法把他们打发走，让别人插进来说话。这就像有些人一跳快三步舞就跳个没完，那时乐师就有办法让他们停下来。要是别人以为你懂得的东西，你假装不知道，这样一来，下一回你明明不懂的东西，人家也会认为你一定懂得了。
一个人应该少说自己，要讲也要有所选择。我认识一个人，他说话总是语带讥讽：“他一定是一个聪明的人，讲自己居然也能讲那么多话。”还有，只有一种场合，你能体面地抬举自己，那就是，你称赞别人的长处，而这种长处也恰恰就是你自称也有的长处。
让别人敏感的话也要少说。因为谈话应该像田野一样广阔，不应该直通人家的家门口。我认识两个英国西部的贵族，其中一个常常嘲笑别人，也常常在家里举行盛大的宴会，另一个就会问那些赴过宴的人：“说真的，难道他就没有过一次冷嘲热讽？”那些客人就会一五一十说给他听。那个贵族就会说：“我早就料到他会将一次盛宴弄糟的。”
慎言胜于雄辩。我们跟谁打交道，都要和颜悦色地跟他说话，这比措辞优美、条理分明更加重要。连续说话如果不穿插一些谈话，就会显得拖沓。作个头头是道的回答，接着又讲一通没有准头的话，会让人觉得很肤浅、很贫乏。我们在动物里边就可以看到这种情形，最不擅长奔跑的，一转身却变得十分灵敏，猎犬和野兔就是这样。在涉及正题之前，随机应变扯开去说许多话，也令人生厌，但要是完全没有铺垫，又显得过于直率。
谈殖民
殖民属于古代原始的业绩之一，具有历史意义。世界年轻的时候，生很多的子女，但现在世界老了，子女也就生得少了。因此，我可以恰如其分地说，新的殖民地其实是旧有国家的子女。我赞成在没有开发的土地上开拓殖民地，这就是说，被移居到那里去的人们最终的目的并不是要在土著里搞殖民，否则的话，那不像在殖民，而倒是像去铲除土著的人民。栽培一些国家，就像造林一样，你必须考虑到赔上二十年的收益，期望最终得到补偿。因此，大多数殖民地的衰落，其原因是在头几年里就采取卑鄙的手段，急于榨取利益。当然，只要符合殖民地的利益，加快获利的速度也不能忽视，但不能过分。
把一些人渣、一些凶恶的人犯当做开发殖民地的人手，这种做法既不光彩，也是要让人诅咒的。再说他们也会糟蹋了殖民地，因为他们只会过堕落的生活，不肯好好干活，懒惰成性；只会做坏事，浪费粮食。而且他们也很快就会对那里的生活感到厌倦，这种情况后来传到国内，也就败坏了殖民地的名声。移居殖民地的人民应该包括园丁、农民、工人、铁匠、木匠、细木工、渔夫、捕捉野禽的人，还有少数药剂师、医师、厨师和面包师。
在一个殖民地的土地上应该首先考察一下那里现成出产哪种食物，比如栗子、胡桃、菠萝、橄榄、枣子、李子、樱桃和野蜂蜜等等，这些都可以利用。还要考虑一下什么食物能在那里迅速成长，年内成熟，比如防风草根、胡萝卜、芜菁、洋葱、萝卜、芋头和玉米等等。种植大麦、小麦和燕麦需要很多劳力，因此可以先种豌豆和大豆，一方面它们需要较少的劳力，另一方面它们既可以做肉的配菜，也可以作为主粮。稻米产量很高，也可以作为主粮。尤其重要的是，开始的时候，要带足饼干、燕麦粉、面粉和肉等等，要用到能生产面包为止。至于家畜和家禽，可以带猪，带山羊、鸡、鹅和家鸽等等，因为这些动物不大容易得病，也繁殖得快。
殖民地食物的消费应该像在一个被围困的城市里一样，实行配给。土地用作园圃或谷物生产，大部分出产应当入库，存放或储藏，然后按定量分配。此外，应该划出一些小块的土地，归于任何个人的名下，让他们自己去耕种和收获。同样也要考虑殖民地的土壤适宜自然生长什么农产品，它们可能有助于减轻殖民地的负担（上面已经说过，只要不过早损害殖民地的主要生产就行）。
这些地方的树林一般嫌多不嫌少，因此木材也算是一种产品。如果有铁矿，又有河流，就可以在河边建立炼铁厂，丰富的森林资源也可以提供足够的燃料，铁是一种很有用的矿产。气候条件适宜的话，也可以试验煮盐。要是有蚕的话，也可以养蚕，丝绸是一种很贵重的产品。有松树和杉树的地方，生产沥青和木焦油不成问题。要是木材和香料很多的话，可以获得很大的利润。生产碱灰等等其他物品也都可以列入考虑的物品范围。但不要胡乱开采地下矿藏，因为矿藏的前景还不确定，而且往往会造成开矿的人懒于从事其他职业。
至于政府，最好由一个人掌权，几个顾问辅助，并让他们有权实行有限的军事法。最重要的是，要让那些身处蛮荒之地的人也能得益，让他们心目中永远有上帝，永远有上帝的保佑。政府不要依赖当地过多的顾问或承包的人，但要依靠一些稳健的人物，那种人最好是贵族或绅士，而不是商人，因为商人永远只关心眼前的利益。在殖民地强盛以前，要免除关税。不仅如此，除非有什么需要提防的特别原因，要允许人们把物品运送到获利最大的地方去。不要一味地把一批又一批人送到殖民地去，造成人满为患，宁可多关注他们的消费情况，按一定比例补充给养。这样做是为了让殖民地上的那些人可以生活得好一点，不要因为人口负担过重而造成贫困。
有些殖民地建立在沼泽和一些不卫生的地方，这对移民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因此，虽然开始的时候要考虑到交通不便等因素，但从长远看，还是尽量建立在地势高的地方，而不要建立在沿河地带。同样考虑到移民的健康，他们应该有足够的食盐储备，这样的话，一旦需要，可以用来腌制他们的食物。
要是殖民在有土著的地方，不要用一些不值钱的东西去得到他们的好感，而要公正和慷慨地对待他们，不过也要有足够的警惕。不要帮助他们侵犯他们的敌人，从而取得他们的好感，不过帮助他们抵御来犯还是应该的。经常请他们的一部分人到殖民地来看看，让他们看到还有比他们更好的生活，让他们回去介绍一些殖民地的情况。
一旦殖民地力量增强，在吸收男性移民的同时，也要吸收女性移民，这样殖民地就能一代代扩展下去，不会因为没有后代而永远凑合下去。一旦殖民地取得进展，把它随便遗弃或舍弃，那是世界上最大的罪恶，因为这不仅丢脸，而且对那些值得同情的人犯下了滔天大罪。
谈财富
在我看来，我只能把财富称作富人的负担。罗马语中有一个词也许更确切一些，那就是“辎重”。因为财富对富人而言，恰恰就像辎重对军队一样。辎重少不了，也不可抛弃，但它影响行军。不仅如此，有时过分考虑辎重会贻误战机，造成失利。巨大的财富其实没有真正的用处，除非分给别人，它只是一些中看不中用的东西。所以所罗门说：“财富越多，拥有它的人，除了用眼睛看看，又有多少是用来消费掉的呢？”一个人拥有巨大的财富并不会因此感受由衷的快乐，有的被他看守起来，有的被他救济了穷人，有的被他捐赠掉了，有的用在了增添名声上，但对他来说，财富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用途。你难道没有看到吗，一些小小的宝石或珍品竟被抬到了荒唐的天价？有些人炫耀自己的财富，这多少可以显示一下巨大财富的用处，但除此之外，又究竟能起什么作用呢？你也许会说，财富还是有用的，它可以让人摆脱危险和困境。但正如所罗门说的那样：“在有钱人的想象中，财富是一座坚固的城堡。”这句话说得妙。它的作用存在于想象中，而往往并不存在于实际中。有一点是肯定的，由于财富招灾惹祸的人，远远多于因它而得救的人。
不要炫耀财富，对那些用正当手段得来的财富，要用得节制，心甘情愿分给别人，愉愉快快留给后人。不过也不要装得超凡脱俗、蔑视财富，而要区别它的双重作用，正如西塞罗对于拉比瑞亚斯·波斯丢玛斯（罗马贵族，乐善好施，但因苛敛过度而被指控下狱，西塞罗曾为他辩护。）的评述：“他对财富的追求，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贪欲，而是为了获得一种行善的手段。”我们还应当听听所罗门的告诫，不要急于敛财：“急于致富者必陷于不义之境。”（出自《旧约·箴言》第28章第20节。）诗人们还杜撰说，财神普罗塔斯受到朱庇特的派遣时，一瘸一拐，走得很慢，但要是阎王普罗陶派遣他，他就跑得飞快。这也就是说，通过正当手段、正当劳动得来的财富来得很慢，而通过别人死后的遗产或遗赠得来的钱财就像是一头扑进他们怀里来的。不过这也可能同样适用于普罗陶，若将他看做魔鬼的话。因为财富要是来自魔鬼，用了不正当的手段，欺诈或压榨了别人，就会来得很快。
致富的办法很多，不过大多数都很不光彩。吝啬在不光彩的手段中算是最好的一种，但也同样为人不齿，因为吝啬决不会使人乐善好施。改良土地获得财富这是一种最自然的方法，因为土地是我们大地母亲的恩赐，但这也是一种最缓慢的方法。不过，有钱的人能处处精打细算，进行多种经营，增加财富的速度还是很快的。我认识一个英国贵族，他的计算十分精明，赶得上我那时代的任何人，他是一个最大的牧场主、最大的养羊户、最大的伐木户、最大的煤矿主、最大的谷物生产者，还有在炼铁和其他许多行业中他都是领头的人。所以土地对他来说，就像是海洋一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有人说得倒也确实，发小财很难，发大财却很容易。因为一个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他可以操纵市场，吃进很少人财力能及的大生意，并且成为年轻一代产业中的合伙人，这样他的财富增长得就只快不慢了。
从事普通贸易和普通职业赚来的钱都是诚实的，这主要靠两件事情，一是勤奋，一是规规矩矩做生意的好名声。买进卖出的生意就有更多可疑的性质，他可以乘人之危，抬高价格；他也可以利用仆人或亲信去破坏别人的生意，把生意拉到自己一边来；他还可以狡猾地拖延别人的时间，拖垮一些很好的商人。这些都是很卑鄙恶劣的行径。至于那些倒手转卖的生意，通常都是向两方面榨取钱财，既榨取卖主，也榨取买主。跟人合伙做生意也可以赚大钱，只要精心挑选可靠的合伙人。高利贷是赚钱最可靠的手段，虽说也是最恶劣的手段，因为这种手段实在是吃别人的血汗。不仅如此，这种人也可以说是在安息日耕作。不过尽管它很稳妥，但也可能会有疏漏，因为掮客和中介人往往会替没有信用的人做担保，从中捞取好处。
有一项发明或一项优先权往往在生意上占先，有时会使财富奇迹般地增长，比如加那利群岛（位于非洲西北海中，属于西班牙。）头一个生产蔗糖的人。因此，一个人能掌握真正的逻辑，又有很好的判断力和创造力，就可以做大事业，特别是适逢其会的话。一个人得了财富坐享其成，是不可能获得巨大财富的。那些把一切压在冒险上的人往往会倾家荡产，一贫如洗；所以最好用固定收入来防范风险，这样能避免一败涂地。独家销售或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要是不受约束的话，那是最有效的致富之道，特别是那些有先见的人，他们知道市场会急需什么东西，抢先囤积起来。
为别人服务，也能得到财富，当然，那是指那些名声最大的人。然而，要是用阿谀奉承、卑躬屈膝得来的话，他们就落入了名声极坏的小人之列。至于用不正当的手段攫取遗赠或监理权的人（如塔西佗说到塞奈喀：“无子孙者及其遗产都被他抓在手中，如入罗网。”（出自塔西佗的《编年史》第13卷第32章。）），那就更卑鄙了。自甘堕落为卑鄙小人，在那种为别人服务的人中间司空见惯。
不要过于相信那些表面上好像看不起财富的人。他们看不起财富，那是因为他们得不到财富，对财富已经绝望，一旦他们跟财富沾边，那么他们的表现比谁都糟糕。也不要做一个小处精明的人。钱财长有翅膀，有时候会自己飞走，有时候你要放它飞出去，飞回来时就会带来更多的钱财。
人们把钱财留给亲属或公众，不论亲属还是公众，得到的份额都应该适当。要是子女年龄太小，判断力又不够，不能立稳脚跟，你留给他一大笔产业，那份产业就如同一个诱饵，会引来各种各样的猛禽聚集在你的子女身边，伺机攫取。
同样，给人带来荣耀的赠物和捐款，就像是没有放盐的祭品，不能保持长久；又好比里边放了许多施舍物的坟墓，外面虽然经过了粉刷，里边的东西还是会很快腐烂，从里边烂到外面。因此，不要用数量来计算你的赠物，而要用计算来调整你的赠物。也不要把捐赠一直拖到死后，因为你仔细想想，这样做确实是在慷他人之慨，而不是在花自己的钱了。
谈预言
我这里说的不是神的启示，也不是异教的神谕、自然界的征兆，而只是说说一些至今还记得起来的预言，这些预言产生的原因就无法考查了。古希腊阿波罗神殿的女祭司对扫罗说：“明天，你的儿子必将和我在一起。”（出自《旧约·撒母耳记上》第28章第19节。）荷马（古希腊诗人。）有如下诗句：
伊尼埃斯家族，他的子孙及其后代，
将统治每一个海岸，每一个地带。
这仿佛是关于罗马帝国的一个预言。悲剧作家塞奈喀写过这样的诗句：
将来会有那么一个时刻，
海洋将挣脱自然的束缚，
一片大陆将出现和铺展开来，
蒂菲斯（希腊神话中一只有名的船。）将发现新的世界，
遥远的土勒国（古人心目中最遥远的国度。）不再在天涯海角。
这好像又是发现美洲的一个预言。波利克拉特斯（公元6世纪萨摩斯的统治者。）的女儿梦见朱庇特为她父亲洗澡，阿波罗为她涂抹油膏，后来她父亲果然被钉在露天的十字架上，阳光晒得他遍体流汗，后来雨水又淋透了他的全身。马其顿王菲力普梦见自己把妻子的肚子缝合了起来，他醒来后自己释梦，说他的妻子以后不会生育了，但预言家阿里斯坦德却告诉他说，那是他妻子怀孕了，因为一般人不会把空瓶子封起来的。马喀斯·布鲁塔斯（罗马贵族，见莎士比亚名剧《恺撒》第4 幕第3 场。）的营帐中出现一个幽灵，那幽灵对他说：“你在菲力帕还会遇到我的。”泰比瑞亚斯对加尔巴说：“你也会尝到帝国的滋味。”委斯帕显时代，东方流传一个预言，说那些来自久地亚的人将统治全世界，这个预言也许说的就是救世主耶稣，塔西佗却认为这是指委斯帕显。多密善（委斯帕显之子，公元81年即位罗马皇帝。）被杀的头天晚上，梦见自己颈背上长出一颗金脑袋来，后来他的继承者果然成就了一个久盛不衰的黄金时代。亨利七世还是小孩的时候，英王亨利六世端水给他喝时说：“这孩子总有一天会享受我们现在正在你争我夺的王冠。”在法国的时候，我在一位名叫佩纳的医生那里听到过一个故事：法国的太后（指凯瑟琳·麦迪奇，她的丈夫就是亨利二世。）相信算命，她曾经把她丈夫的生辰说是别人的生辰，让人拿去算命。那个占星术士断言这个人一定会在一场决斗中丧生，太后听了哈哈大笑，认为她丈夫是决不会接受挑战去决斗的。但他果然在一次骑马进行的长矛比赛中丢了性命，蒙哥马利（亨利二世的卫队长。）长矛尖的碎片刚好刺入他那顶头盔的护面甲。我还是孩子的时候，正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全盛时期，我听到过一个莫名其妙的预言：
大麻织成了线，
英国也就完蛋了。
把英国几代国王名字的头一个字母加在一起，刚好拼成大麻这个词，那几个国王是亨利、爱德华、玛丽、菲力普、伊丽莎白，他们的首字母加在一起就成了hempe（大麻）这个词。于是这个预言就被说成：等这几个朝代结束以后，英国就会大乱。谢天谢地，这个预言只应验在英国国名的更改上，因为现在的国王不叫苏格兰王，而叫不列颠王了。1588年以前还有一个预言，不过我至今不大明白其中的意思：
有一天人们看到，
两个岛屿（这是指英国的两个岛屿。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攻打英国，失败而归，从此英国开始强大，西班牙开始衰落。）之间，
挪威的黑色舰队，
来了又去了，
英国从此用石头和石灰建造房子，
因为以后不会再有战争。
这个预言普遍被理解为说的是1588年以来的西班牙舰队，因为他们说西班牙国王就姓挪威。君王山人（原文为拉丁文，这里根据字面意译，不知出处。）的预言也说：
1588年是一个奇异的年头。
这一预言也被认为是指派来的那个舰队，那是有史以来海上最伟大的舰队，虽说数量不多，力量却是最强大的。至于克利昂（公元5世纪雅典著名的民主主义者。）的梦，我认为那是一个笑话。他梦见他被一条长龙吃掉，有人把这梦解释为：那条龙就是一个制作腊肠的商人，因为他经常跟克利昂捣乱，把克利昂弄得伤透了脑筋。
像这样的预言多得数不胜数，要是你把所有的梦、所有占星术士的占卜都算在内的话，那就更多了。我所记下来的只是很少的几个例子，还是多少有点根据的。
按我的判断，这些东西都应该受到蔑视，这些东西充其量只是冬天火炉边的一些闲谈笑料。不过尽管我说我看不起这些东西，我还是把它们当做一回事来看待的，因为否则的话，人们就会对这些东西掉以轻心。这些东西造成过许多祸害，我也注意到许多国家的法律，都严厉禁止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之所以受人关注、被人相信，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人们光注意这些预言有灵验的时候，而不注意它们有不灵验的时候，人们在释梦的时候通常都是这样。二是有些似乎很真实的臆测和一些模模糊糊的传说往往会变成预言，而人的天性呢，就是喜欢占卜未来。他们以为自己确实已经收集到一些东西，把它们当做预言也没有什么害处，塞奈喀的诗句就是这样。因为当时有许多事情已经显示出来，大西洋以外还有广阔的天地，而且可能不只是汪洋大海。再加上柏拉图的《蒂迈亚斯》和《阿蒂阑蒂苦斯》（在这两篇文章中，柏拉图引用古代传说，认为大西洋中曾有一个大岛，后被海水吞没。）中的传说，就足以鼓励人们把某种说法变为预言。第三个原因，也就是最大一个原因，所有这些数不清的预言全都是骗人的鬼话，全都是一些吃饱了没事干的狡猾家伙故意杜撰出来的。
谈野心
野心如同胆汁，这种体液只要不受到阻碍，就能使人积极认真、活泼好动。可要是受到阻碍，不能流动如常，就会使人闷闷不乐，不利于身体，甚至会造成毒害。同样如此，有野心的人要是发现升迁之门向他们敞开，他们能步步高升，那时他们只顾着忙碌，倒也不怎么危险。但是他们的欲望一旦受阻，就会心怀不满，就会用恶毒的眼光看待一切人和一切事。看到有什么不顺利的事，他们还会幸灾乐祸。就一个君主或国家的臣仆而言，这是一种最恶劣的品质。
因此，君主要是使用那些有野心的人，最好是控制住这些人，让他们一往直前，而不后退。但是这样做不可能不带来一些不便，因此，最好是根本不用他们。因为一旦他们做了事，升迁跟不上去，他们就会作出安排，毁掉他们所做的事情，也毁掉他们自己。
然而，既然我们已经说过，不到万不得已最好不要使用有野心的人，那么我们就有必要谈谈，在什么不得已的情况下要使用这样的人。
战争中必须任用出色的指挥官，他就是野心再大也要用。他们立下的战功可以补偿其他的一切。用一个没有野心的军人，就像是让他骑马却拔掉他靴子上的马刺。
有野心的人还有一个最大的用处，就是君主遇到危险或遭到嫉妒时，可以挺身而出，掩护君主。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样的事情，除非他像一只蒙住眼睛的鸽子，看不到周围的一切，只知道一个劲儿地向上飞。
有野心的人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用他们去摧毁一些强大的臣民势力，不让他们跟君主抗衡，就像泰比亚瑞斯（罗马皇帝。）曾利用马克罗去打败西亚努斯（泰比亚瑞斯的禁卫军长官。）。
既然在上述情况下不得不用他们，那么我们就得说说，如何驾驭这些人，可以让他们少一点危险性。出身低微的人比出身高贵的人危险性小一点；脾气暴躁的比那些生性宽厚而得人心的危险性小一点；新提升上来的比那些早就有权有势的危险性小一点，那些人狡猾老练，城府很深。
有人认为君主有几个宠信的人是一种弱点的表现，但那是对付野心勃勃的人最好的办法。因为涉及赏罚，都要通过宠信的人，这方面的权力无人超过他们。另一个控制他们的办法就是让另外一些跟他们同样不可一世的人与他们抗衡，不过这种时候一定要有一些保持中立的大臣稳定局势，因为如果没有压舱物的话，船是会翻掉的。至少，君主应该鼓励和掌握一些地位比较低的人物，让他们担当鞭笞野心家的工具。
至于让他们时刻担心毁灭的威胁，这种办法用在天性怯懦的人身上也许能奏效，但要是那些人很坚定，敢作敢为，那只能加速他们阴谋的实施，证明这种办法是很危险的。就是事情到了需要推翻这些野心家的地步，也不能仓促行事，以防不测。最好的办法是不停地交替使用赏罚，让这些人摸不着头脑，就像走进了一个大森林。
在许多大事上想要压人一头，这种野心的危害性比较小；在什么事情上都想高出别人，这种野心的危害性就比较大，因为它会造成混乱，把事情弄糟。那些想在许多能人里边出名的人，担当重任，对公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那些想在碌碌无为之辈中成为唯一人物的人，才会造成一个时代的沦落。
想获得荣誉需要有以下三方面：有做善事的有利的基础，能接近君主和显赫的人物，有个人财富的积累。这三方面都特别出众的人，想获得荣誉，那他就是一个最诚实的人。一个能分辨出不同的渴求荣誉的君主，就是贤明的君主。一般来说，君主和国家要挑选的官员，应该是看重责任，而不看重升迁，喜欢做事是出于自觉，而不是为了显示才能。另外，也要把那些天生劳碌的人和那些心甘情愿奉献的人区别开来。
谈宫廷娱乐活动
在我们这些严肃的谈话中，也要谈谈假面舞会（这里说的假面舞会不同于一般的化装舞会，那是宫廷中的一种娱乐活动。王公贵族戴着假面参加舞会，扮演一个角色，有时还演一段戏、唱一段曲。那种戏有一定的剧情，也有对唱、跳舞等形式，一般王公贵族只在有布景的舞台上走过场，摆个姿势什么的。舞会中还穿插一些宫廷小丑等的即兴表演，增加热闹的气氛。这些人都不是王公贵族，都不戴假面，但化过装。）和比武娱乐这些玩意儿。既然君主喜好这些事情，那么它们就得办得风光优雅，不是光出钱糊弄一下就行的。随着歌声翩翩起舞，那是一种气派万千、赏心悦目的盛事。我懂得这些规矩，唱歌的要排成合唱队的队列，站在高处，还要伴有时而激昂悠扬、时而低回婉转的音乐。歌词要跟整个设计相吻合。歌唱的表演，特别是对唱，应该是极其优美的。我说的表演，不是指舞蹈，因为那是一种比较低级、比较粗俗的表演。歌唱的声音应该洪亮而有男子气概，高亢而悲壮（低音和高音，但不能用最高音），曲调应该高昂而有戏剧性的变化，但不要过于细腻华丽。如果有几个合唱队，站得有高有低，用唱诗班轮唱的方法演唱，效果是相当动人的。把跳舞变成造型表演，那不过是一种新奇的东西，很幼稚。有一点大家要注意，我这里所说的都只是一些自然而然产生的感受，并不涉及一些表演的小技巧。
布景的变换要做到非常安静，没有一点噪声，那是一件最漂亮、最让人高兴的事。因为在人们还没有看厌同一个布景时就加以变换，那肯定能让人大饱眼福。一个个场景要灯光明亮、色彩多变。要让那些戴假面的或不戴假面的人在舞台上走过场的时候，做几个跟舞台场面本身有关的动作。这种做法很奇妙，特别吸引观众的目光，提起他们的兴致，让他们很想再看看刚才没有看清的动作。歌声要嘹亮欢快，不要嘁嘁喳喳、呜呜咽咽。音乐也要生动活泼，十分响亮，配合默契。灯光效果最好的是白色、粉红色和一碧如蓝的颜色。一些小圆点和亮晶晶的金属片，花费不大，装点起来，相当灿烂夺目。一些富丽堂皇的绣品在灯光下失去光彩，反而不引人注目。
戴假面的人的服装要优雅，即使去掉面具，这些服装仍然符合那个人的身份，这些服装不要仿效大家熟知的服装，如土耳其服、军服和水手服等等。不戴假面的人穿插不要太久，他们一般是傻子、森林神、狒狒、野人、小丑、野兽、妖精、女巫、黑人、侏儒、小土耳其人、山泽仙女、乡巴佬、丘比特、活动雕塑等等。至于天使，把他们安排在不戴假面的行列里，就不够滑稽了。另一方面，那些凶恶的东西，像魔鬼和巨人等等，也不宜安排在内。主要的是这些人穿插进来，音乐也要起到娱乐的作用，要有一些新奇的变化。要是有几缕香气飘下来，而又没有水珠滴下来，那就更让人高兴了。在这种人头攒动、热气腾腾、闷热异常的场所闻到这股香味，使人感到特别清新、特别舒服。
双人的假面舞会，一组男的一组女的，更能增加庄重和多变的效果。不过这所有的一切，只有场地保持清洁才能做到。
说到骑士用长矛比武、赛马、障碍赛等等，这种比赛最光辉的是挑战者驾着战车入场的一刻，要是他们让狮子、熊、骆驼之类的奇兽拉车，场面会更加热烈。这种辉煌还在于入场式的设计，在于他们随从的勇武威猛，在于他们的盔甲和他们的马匹是不是装饰华丽。这些玩意儿就说到这里。
谈人的本性
人的本性常常是藏而不露的，它有时候能被克服，但是它很少能被根除。对本性施加压力，反而会使本性更加强烈。说教和讲道理只能让本性不那么执拗，只有习惯才能改变和克制本性。
想战胜自己本性的人，不要给自己定下一些过大的任务，也不要给自己定下一些过小的任务，因为经常失败就会心灰意冷，而过小的任务，即使能够做到，也使人进展不大。开始的时候可以借助一些外部的帮忙来进行，就像学游泳的人用牛尿泡、灯芯草来帮忙一样。经过一段时间，就要在不利的条件下进行了，就像舞蹈家用厚重的舞蹈鞋来练习舞蹈一样。练习的难度大于实际的难度，就会取得更完美的效果。
本性过于强大，要想战胜也就更难，需要一步步来：首先你要约束你的本性，就像你生气的时候，反反复复地默念字母表，把怒气压下去；接下来，你就逐渐减少默念的字母，就像戒酒一样，从动不动就干杯到吃饭的时候只喝上那么一小口，最后才完全戒掉。不过要是那个人又有毅力又有决心，那他也不妨让自己一下子摆脱自己的本性。那样做当然是最好了：
决心争取灵魂自由的人，就是那些
一下子挣断铁链再也不受罪的人。（出自古罗马诗人奥维特的长诗《爱的医疗》第294 行。）
矫正天性到相反的另一极端的古训也很有道理：要使一根树干不弯向一边，就必须把它弯到另一边，待它弹回来，就恰好适中。不过有一点要明白，我们所说的弯向另一边，并不是要弯向做坏事的一边。
不要将一种习惯连续不断地强加到自己的头上，而应当时断时续。因为双方停战，新生力量一方得到增援，就能重新抬头。况且一个人要是不那么完美的话，也总是要表现在他克制本性的过程中，有时犯错，有时做到，久而久之才能让他养成一种习惯。这是一件很难帮得上忙的事，只能时断时续适时加以调整。一个人不能过分相信自己能战胜自己的本性，因为一个人的本性能潜伏很长时期，但在某种场合，或者受到某种诱惑，它又会重新复活。就像《伊索寓言》里那个猫变的少女一样，她一本正经坐在餐桌的一头，但是有一只老鼠在她面前经过，她就坐不住了。（出自《伊索寓言》中维纳斯与猫的故事。）因此，一个人要么完全避免某些场合，要么经常出没于某些场合，这样他就能少受它们的影响。
一个人的本性在私人的空间里容易被人察觉，因为在那里他不必装假；一个人动感情的时候，也往往会忘记自己的戒律；在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或遇到什么新的体验时，因为没有一些陈规可以参照，也最容易露出自己的本性。
凡本性与职业相合的人，那是最幸福的人，否则的话，他们就会说：“我的灵魂与天性不合已经存在太久了。”在做学问方面，对一个勉强自己的人，要让他安排好自己的时间；对一个学问与本性相合的人，不必让他安排固定的时间，因为他的心思一定会飞到学问里去的，对这种人来说，他有足够的空余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别的学问。一个人的本性要么长成有益的草，要么长成有害的草，让他适时地灌溉前者，铲除后者。
谈习惯与教育
一个人的思想多半依据于他们内心的倾向。他们的谈吐，他们的言论，有的来自他们的学问，有的来自别人的灌输，但是他们的行为却来自他们平常养成的习惯。因此，我们说马基雅维利的话很有道理（尽管他举的是一个很丑恶的例子）：“天性的力量或娓娓动听的话都不可靠，除非有习惯加以证实。”他举的例子说：“一个人为了铤而走险的阴谋取得成功，不要去任用那些天性勇猛或敢做敢当的人，而要用一个双手曾经沾过鲜血的人。”（出自马基雅维利的《言论集》第3 卷第6章。）马基雅维利并不知道托钵僧克雷蒙（为有名的刺客。），也不知道拉维亚克（为有名的刺客。）、约尔基（为有名的刺客。）、巴尔塔萨尔·杰拉尔（为有名的刺客。），但他说的规则却很有效：天性和口头的承诺都不及习惯的力量。只是当今迷信盛行，那些头一次为迷信杀人的人跟屠夫杀猪宰羊一样冷静。随口信誓旦旦，好像已经成了他们的习惯，甚至在流血的事件中也是如此。在其他事情上，习惯支配一切的情形随处可见，以至于有人觉得奇怪，为什么明明听到这些人发过誓、争辩过、承诺过，也说过大话，但干起来却还是依然故我。仿佛他们都是一些泥塑木雕的偶像，或是一些由习惯的轮子驱动的机械。
我们还可以看到习惯的统治和专制有多么可怕。印度人（我说的是他们哲人中的一派（这里指印度的“赤身裸体派”，他们大多裸体或半裸体，喜欢苦思冥想。））会安安静静躺在一堆木柴上，把自己当做祭品点火自焚。不仅如此，他的几个妻子也要争着跟她们的丈夫一起化为灰烬。古代的斯巴达青年，在狄安娜（希腊神话中的狩猎女神。）的祭坛上受笞刑习以为常，甚至吭都不吭一声。我还记得，在伊丽莎白统治的初期，有一个爱尔兰的叛徒在受绞刑的时候，还请求过监刑官，不要用绞索绞死他，而要用柳条，因为以前处死叛逆都是用柳条的。还有一些俄国的僧人，为了替自己赎罪，一定要在水桶里坐上一整夜，直到他们的身子完全被冰死死冻住为止。还有许多例子都可以说明习惯的力量对人的思想和人的肉体有多大的影响。
既然习惯是一个人生活的主宰，那么我们就应该尽一切努力养成良好的习惯。从小就养成良好的习惯，无疑是最好的办法。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教育。教育实际上就是培养早期的习惯。因为我们看到，在学习语言方面，小时候舌头柔软灵活，更容易适应各种发音和表达方式。同样，小时候的四肢关节更容易弯曲，适合于各种技巧的运动。成年以后再去学，就不可能那样伸展自如了，除非那些人思想不受约束，很活跃，很开放，并且有充分的准备用持久的努力弥补自己的不足，这种人是很少见的。
还有，既然个别人身上的习惯都那么强大，要是一些人结合在一起，成为伙伴或团体，那么他们的习惯力量就更强大无比了。因为群体里有一个榜样，大家得到鼓励，大家争相仿效，大家以此为荣，这还不让习惯的力量在某些方面达到趾高气扬的地步？
发扬天性中的美德需要有一个法律健全、纪律严明的社会。一个国家和政府再好，也只能发扬已经形成的美德，但这也于事无补。可悲的是，一些有效的手段目前只用于某种目的上，那都是最不得人心的。（这里指当时迷信盛行，人们多借宗教教育达到残害异己的目的。）
谈运气
不用怀疑，运气很大程度上是外界的偶然因素造成的。千载难逢的机会，外貌给人的好感，个人的长处适逢其会、得以表现，都会给人带来运气。但是最要紧的是，一个人的运气究竟如何，还是掌握在他自己的手中。一个诗人说：“每个人都是自我的设计师。”（出自德国人赛德尔编的《拉丁成语集》。）在影响运气的外部因素中，我们最常见的是：一个人的不幸常常是另一个人的运气，因此，没有一个突然飞黄腾达的人不是利用了别人的失误。俗话说：“蛇不吞蛇，成不了龙。”
才华锋芒毕露的人令人赞叹，但是藏而不露的才华才给人带来运气，这种人自有一套自我表现的方法，你说都说不清。西班牙人说的“心想事成”部分表达了这个意思：一个人的本性中如果没有什么阻碍，没有什么难以控制的东西，那么他思想的轮子就跟运气的轮子并驾齐驱了。同样，李维（罗马史学家，著有《罗马史》。）描写老加尔图时，也说过这样一句话：“这个人身体强壮，精力旺盛，无论出身什么家族，都肯定会给自己带来运气。”说完这话，他又想起，加尔图还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因此，一个人要是目光锐利，又善于观察，他一定能看到幸运女神，因为幸运女神虽然眼睛看不见（当时幸运女神都被画成瞎子或被蒙上了眼睛。），但是总要显形，总有人会看见她的。
运气所走的路，就像天上的银河一样，有大群小群无数小星星聚合在一起，你看不清其中任何一颗小星星，但是它们聚合在一起放射光芒。因此，许多细小的很难让人觉察的美德，或者不如说是才能和习惯，却能给人带来运气。意大利人往往会注意到一些别国人很少会想到的事情，他们谈到一个从不出错的人，提及那人的其他特点时总要插上一句，说这个人“有点傻气”。确实，有点傻气，而又不过分老实，这样的人往往比谁都走运。因此，极端爱国的人和绝对忠君的人是从不会走运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完全把自己的心思置之脑后，那他就不是在走自己的路了。
暴发的人往往成为冒险家，他的钱财来得容易，去得也快。只有历尽艰辛得来幸福，才能使人从中增长才干。
“幸运”生有两个女儿，一个叫“自信”，一个叫“名声”。光是为了这两个女儿，幸运也应该给予光荣，受到尊敬。自信存在于一个人的内心，名声存在于一个人与别人的相互关系中。
所有聪明的人都把别人对他们才能的嫉妒拒之门外，把自己的才能归结为上帝的恩赐和命运的眷顾，这是一种很好的推托，也是一个人大度的表现，这种人值得托付以更高的权力。所以恺撒对暴风雨中的舵手说，他所载的是恺撒和他的运气。苏拉称呼自己，从来不说伟大的苏拉，而常常说幸运的苏拉。人们还注意到，一些人把功劳完全归于自己的聪明、自己的谋略，这样公开抬高自己也太过分了，这种人的下场往往不怎么样。有书记载，雅典人提莫西亚斯（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名将。）在向国家报告自己的功绩时，往往要添上一句：“从来事情的成功都跟运气无关。”后来他这句话果然说中，无论他做什么事情，运气都不来帮忙。
有些人的运气肯定要比别人的运气来得顺畅，就像荷马的诗比别人的诗要流畅自如一样。普鲁塔克把提摩利昂（为希腊名将。）的幸运跟阿盖西劳斯（为希腊名将。）和埃帕米农达斯（为希腊名将。）的幸运相比时，也说过这样的话。
谈放债
有许多人曾经很巧妙地抨击过放债。他们说，上帝本来应该得到的十分之一的税，可惜让魔鬼吞掉了；放债的人是破坏安息日的罪魁祸首，因为他的犁铧在礼拜天就没有闲过。他们还说，放债的人就是维吉尔说的那只雄蜂，它赶走了蜂房里所有的其他雄蜂；自从亚当和夏娃吃禁果堕落，被逐出伊甸园，就有了第一条法规，那就是：“你将汗流满面才能得食。”可是放债人破坏了这条法规，把它变成了：“靠他人汗流满面而得食。”他们又说，放债的人应该戴上黄色的帽子，因为他们做着犹太人做的事。（犹太人是典型的放债者，他们都喜欢戴黄色的帽子。）他们还说了以钱生钱那是违背天理的事情等等。我这里只说一句话：“因为人的心肠太硬，所以放债成了上帝允许的一件事。”因为世上总得有借债还债这种事，而人的心肠又太硬，不肯白白地借钱给别人，那就只好允许放债了。
有些人对银行及对申报个人财产等等做法心存疑惑，提出过许多巧妙的建议，但很少人对放债的做法说过什么有价值的话。我们最好是将放债的利弊一一列举出来，仔细衡量一下，说出其中的道理，以便在对它进一步采取措施的时候，小心谨慎地提供一些根据，不会再在利弊的问题上纠缠不清了。
放债的头一个害处就是它使商人减少。因为没有这种坐收渔利的行当，金钱也就不会被闲置，大部分都会用在商业上，而商业正是国家财政的大动脉。其次，放债只会产生许多奸商。因为一个农夫如果坐收高额的地租，他就不会好好耕种土地。同样，一个商人如果坐享高利贷，他就不会好好做生意。第三个害处是跟上面两个害处同时产生的，那就是造成君主或国家税收的减少。因为商业的上升和下降跟税收的潮涨潮落是一致的。第四是它使一个国家的财富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因为高利贷者只赚不赔，别的商人却没有只赚不赔的，所以大多数钱都进了高利贷者的钱箱，而一个国家只有在财富分配均衡的时候，国家才最兴旺。第五，放债使土地的价格下降。因为金钱的流向主要是商业和购买土地，这两方面，都遭到高利贷的拦截。第六，它使工业、改良和发明都停滞不前、受到打击。因为这些事情都是要靠钱才有活力的，但高利贷让钱的流通跟鼻涕虫爬得一样慢。最后，它蚕食和损毁许多人的产业，在这期间，也造成了公众的贫困。
相反，放债有利的一面是：第一，尽管放债在某些方面阻碍了商业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它也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因为商业的极大部分是由年轻的商人靠借贷付利息来经营的，如果放债的人把钱收回去，不借出来，那么紧接着，商业会马上停滞下来。第二，要是没有这种方便的借贷付息的方法，人们的需求会使他们陷入走投无路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得不变卖自己的资产（土地或货物），而且价格远远低于资产真正的价值，所以，即使高利贷没有蚕食它们，恶劣的市场也会把它们整个吞掉。至于抵押和典当，根本无济于事，人们要么在没有好处的情况下拒绝抵押，要么接受抵押，眼睛却盯在没收资产上。记得有一个狠心的乡下富翁说：“让那些放债的见鬼去吧，他们使我们不能去没收抵押的产业和证券。”第三也是最后一个好处是，既然不付利息的借贷是无法想象的，那么一旦借贷无门，带来的众多不便也是无法想象的。因此可以说，废除放债只能是空谈。所有的国家都有这种行当，只不过放债的形式和利息有所不同罢了，废除放债的意见只能到乌托邦（指理想中最美好的社会。）去讨论了。
现在再谈谈放债的改良和管理。如何使它扬长避短，看来只能让利弊两方面平衡一下，中和一下。一方面要磨磨高利贷的牙齿，让它咬人不要太凶，同时也要给它留条门路，让有钱的人借钱给商人，维持和加速商业的运作。这一点很难做到，除非你在高利贷中规定两种利率，一种低一点，一种高一点。因为你要是把高利贷降为一种低利率，对一般借贷者当然方便，但对商人来说，他就要到处去求人告借了。此外我们也要注意到，商品贸易生利最大，能够承受高利贷的高利率，别的行业就不行了。
为了满足两种不同的意愿，采用的办法可以简述如下：高利贷要有两种利率，一种是公开的，对所有人都一样；另一种要有特许证，只对某些人、某些地区的商业适用。因此，第一，普通的高利贷的利率减到百分之五，这种利率要公布为自由的通用利率，要让国家不加干涉，不予处罚，这样就不至于因借不到钱而造成经济普遍的停顿和萧条，这样可以使国家中的无数借贷者安心经营。这也有助于提高土地的价格，因为购买十六年还清的土地，能生息百分之六或更多，而高利贷只能生息百分之五。同样理由，它也可以鼓励和推动工业和有利可图的改良，因为大多数人，尤其是习惯于获大利的人，很愿意在这方面冒风险，而不愿意光拿百分之五的利息。第二，特许某些人以高利息借高利贷给一些知名的商人，不过这要有一些防范措施跟上去。还有，这种高利息也要比知名商人从前一向付的利息低一点，因为这种措施目的是让所有的借贷者，不管他是商人还是别的人，都能从改革中得到好处。让每一个人都成为他钱财的主人，不让银行和钱庄来替他们做主。不是我根本就不喜欢银行（当时银行业并不发达，人们对银行都不信任，培根也同样如此。），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些可疑的做法，很难让人容忍。让国家在发放许可证上向放债人收取一点小小的费用，只有收小小的费用，才不会打击放债人的积极性。举例说，他以前收百分之九或十的利息，现在很快就要下降到百分之八了，那他也不会就此放弃他的高利贷行业，不会放弃稳定的利益而去追求有风险的利益。持有这种许可证的人数可以不限，但要限制只能在某些主要的商业城市或城镇使用，这样的话，其他地方人的钱他们就无法沾手了，百分之九的利率也不会把百分之五的通用利率全都吸收掉，因为任何人都不愿意把钱放到很远的地方去，也不愿意把钱放到不认识的人的手中去。
有些人反对说，以前只在某些地方允许高利贷，现在这种做法无异于让高利贷合法化。我的回答是，公开调整高利贷利率比默许高利贷猖獗要好得多。
谈青年和老年
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只要他没有虚度年华，是可以做到少年老成的，不过这种情形并不多。一般来说，年轻的人不像那些三思而后行的人，只有三思而后行才能使人聪明。年轻人的思想也需要一定的岁月才能成熟。然而年轻人的创造力比老年人活跃，涌入他们头脑里的想象也更为丰富，就好像有神助一般。
有些人天生热情，志气昂扬，容易激动，往往要过了中年，做事才能成熟，就像尤里乌斯·恺撒和塞维拉斯（罗马皇帝。）一样。曾经有人评论塞维拉斯：“他曾经度过一个充满错误，甚至是疯狂的青春。”但后来他在罗马皇帝中，其才能也是首屈一指的。但是天性沉稳的人年轻的时候就能干得很出色，就像奥古斯都·恺撒、佛罗伦萨的卡斯曼斯大公、加斯顿·德·福瓦（法国名将。）一样。另一方面，热情和活力在老年人身上，也是干事业最不可缺少的素质。
年轻人适合于创新，不宜于判断；适合于执行，不宜于商议；适合于进行新的计划，而不宜于做日常固定的工作。老年人的经验在他们力所能及的范畴内，要予以引导，但在新事物中，不可滥用他们的经验。年轻人的错误足以毁掉事业，但老年人的错误充其量也不过是要多花些力气，很快就能扭转过来。年轻人在安排和处理事情时，往往包揽许多他们做不了的事情，活跃有余而沉稳不足，他们急于达到目的却不考虑手段和步骤。他们有时很荒唐，把偶然发现的一些原则奉为神明，刻意追求。他们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创新会带来许多不可预料的不便，一上来就采用一些极端的措施。错上加错的事情，他们也不肯承认，不肯取消，就像一匹没有经过训练的马，既不肯停下来，也不肯转弯。
老年人反对过多，商议过长，冒险太少，后悔太快，并且很少把事情进行到底。他们取得一些平平常常的成绩就心满意足了。当然，把老年人和年轻人结合起来使用那就再好不过了，这有利于目前的情况，因为老年人和年轻人可以取长补短。这也有利于后继有人。老年人做事的时候，年轻人可以在一旁学习。还有最后，也有利于处理外部的突发事件，因为当局听从老年人，而公众偏爱年轻人。但在正义感方面年轻人要突出一些，正如同老年人在策略方面要胜人一筹一样。
有一个犹太的师长在讲经时曾说过：“你们中的年轻人会看到上帝显灵，而老年人只能梦见上帝显灵了。”由此可以推论，年轻人比老年人更接近上帝，因为上帝显灵是一种启示，看见比梦见更为真切。无疑，人情世故也像酒一样，越喝就越醉，老年人占上风的是在于理解的能力，而不在于意志力和感情方面。
有些人少年老成，但凋谢也早。有些人起初机智过人、说话尖刻，但是他的锋芒很快消失殆尽，就像赫摩格尼斯（古希腊哲学家。）一样。这个修辞学家写的书是很精妙的，但后来他渐渐成了一个很蠢的人。第二种情况是有些人有一些天生的气质，在年轻时能光彩照人，到了老年就无人欣赏了。比如流畅而华丽的说话，年轻的时候很受欢迎，老年的时候就不行了。所以特利（即西塞罗。）说赫坦修斯：“在老一套并不适合他的时候，他却不进行改变。”第三种情形是有些人起先气质过于轩昂，也十分宽宏大量，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却很难维持。像西庇阿·阿非利卡努斯就是如此，李维一针见血地说：“他善始却不能善终。”
谈 美
美德好比是珍贵的宝石，只需要用普通材料镶嵌。最高尚的美德在一个普通人身上，尽管那个人的容貌并不出众，但依然表现出气度端庄，丝毫不比一些一表人才的人逊色。我们差不多总能看到，有些容貌出众的人，却跟美德格格不入，仿佛造物主在造他们的时候，忙中出错，没有把美德加在他们身上。因此，这些人即使看上去造诣很深，也是胸无大志，他们钻研的只是做事的技能，而不是美德。不过这种情况也不总是如此，因为奥古斯都·恺撒、罗马的菲斯帕斯、法国“英俊的”腓力（法国国王。）、英王爱德华四世、雅典的阿尔西巴底斯（雅典著名的美男子。）、波斯王伊斯梅尔都是精神高尚的人，却也是当时著名的美男子。
美，多数是外貌的美，而不是性格的美，也多半是举止优雅的美，而不是外表的美。最高境界的美是图画无法表现的，也不是生活中一眼就能看出来的。绝色美人的身体比例一定让人有陌生感，也就是总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我们很难说阿皮雷斯（公元前5世纪末前4世纪初希腊的著名画家。）跟阿伯特·杜勒（德国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著名画家。）这两个画家究竟谁更能戏弄人。他们一个主张用几何比例画肖像，一个主张撷取不同脸上最美的部位凑在一起，画出最美的脸来。我想这种肖像，除了画它们的画家外，谁也不会喜欢，除非那个画家确实有神来之笔，能画出从来就没有过的美人来，就像音乐家有了灵感，在乐曲中营造出美妙绝伦的气氛来一样，但是他们依靠的决不是什么规则。一个人应该看到过许多脸，这些脸各个部位分开来看，说不上有什么美，但是加在一起就是美。
要是说美的主体确实存在于高雅的举止中，那么有些人年龄一天天大起来，反而显得越来越可爱，那就不足为奇了。美是夏天的果子，容易腐烂，不能持久。美往往使人年轻的时候放荡无度，上了年纪就不再美貌。反过来，一个有德之人美貌常驻，就能使美德更加昭著，使恶行者更加汗颜。
谈残疾
残疾的人一般都要跟造物主算账，因为造物主在造他们的时候亏待了他们，因此（正如《圣经》所说），他们大多数缺少自然的感情，却心存对造物主的报复。
肉体和精神之间确实有一致的地方。造物主在一方面有失误，他在另一方面也难免冒失行事。因为造人的时候，有一种选择，也有一种需要——选择涉及这个人的精神结构，需要涉及这个人的身体结构。但是决定这些因素的星辰，受阳光的约束和作用，有时它们的意向就变得模糊不清。（古代人认为人生下来的时候，星辰的位置和组合对人的命运和性格会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最好不要把残疾看做是一种外部的特征，而要看做是一种必然因素造成的结果。
一个人身上如果有什么固执的想法，难免受人轻视，但是这种人的内心永远受到一种刺激，他们给自己打气，要摆脱这种轻视。因此，所有残疾的人都是极端大胆的人。
起先，这种大胆表现在保护他们自己上，起初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轻视。久而久之，他们就养成了一种习惯，被激起一种孜孜不倦的精神，特别表现在窥探别人的弱点时，那是为了有朝一日对别人进行报复。
一些身居高位的人认为，一个残疾的人，就不必再去嫉妒他了。在他们看来，这种人是随便可以轻视的。这样一来，残疾人就让那些跟他们竞争的人和那些雄心勃勃的人对他们没有什么戒心，因为他们不相信残疾人有任何升迁的可能，直到后来却眼巴巴地看着残疾人升迁。在这件事情上，残疾反而成了升迁的优势，那倒真是一大高招。
古代的一些君主（包括现在某些国家的君主）习惯于宠信宦官，因为这种嫉妒所有人的家伙，往往会对某一个人过分殷勤，殷勤得令人生厌。不过，这些君主信任宦官，只不过是把他们当做密探和告密者，而并不是当做贤臣。
对残疾的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还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残疾人要是有足够的气魄，为了不让别人瞧不起，一定会通过行善或作恶表现出来。因此，有时候他们证明自己是一些非常杰出的人物时，你也不必感到惊奇。阿盖西劳斯（斯巴达国王，瘸腿。）、梭利满之子杉格尔（土耳其国王梭利满之子。）、伊索（《伊索寓言》的作者，相传相貌丑陋。）、加斯喀（西班牙驻秘鲁总督。）都是残疾人，苏格拉底（古希腊大哲学家，相貌丑。）等也可以归入其中。
谈建筑
建造房屋目的是为了居住，不是为了看的，因此，如果实用和美观不能兼得，我们首先应考虑实用，而把单纯追求美的房屋结构留给诗人去考虑吧，因为诗人用诗建造魔宫花不了多少钱。
要是一个人在错误的地方建造一幢漂亮的房子，那他就等于把自己关进了监狱。我所谓的错误的地方，不光是指那里的空气不好，也是指那里的空气变化太大。
你可以看到许多精美的房子建在一个小丘上，四面环有高山，在那里，太阳的热量散发不出去，风也好像聚集在一个马槽里。这种地方冷热会突然有很大的变化，使你好像一会儿住在这个地方，一会儿又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去。
也不光光是空气不好，会造成一个地方不宜居住，还有不好的道路、不好的市场也会如此。还有，如果你跟茅木斯（希腊神话中讥讽和吹毛求疵之神。）商量的话，那么你会发现邻居不好也不行。还有许多问题我不想多说，比如：缺水；缺少树木、树荫和遮风挡雨的地方；土质混杂，收成很差；缺少风景；缺少平地；附近也没有什么适合打猎、放鹰、骑马的场所；太靠海又太偏僻；有通水路之便，却又有大水泛滥之不便；离大城市太远，妨碍做生意；离大城市太近，粮食和食物给大城市抢购去，物价就会很高；有的地方各种条件加在一起，有很好的生计，有些地方就缺少这样的生计。所有这些情况，不可能一起碰到，因此最好要了解这些情况，考虑这些情况，考虑得越多越好。如果你有几个住所，你也要根据以上情况，把它们区分一下，一个住所缺少的条件，可能在另一个住所找到。卢库拉斯（罗马名将。）回答庞培，说得很巧妙。庞培看到他的一幢房子有很气派的阳台，屋子又大又明亮，说：“这个地方过夏天好极了，但冬天你怎么办？”卢库拉斯说：“鸟类到了冬天就迁移，难道你以为我没有它们聪明？”
在什么地方造房子就不说了，现在说说房子本身。我们这里谈到房子，就像西塞罗谈到他的演说艺术一样。西塞罗写过几卷《论演说》的著作和一本名为《演说家》的书，前几本谈到了演说的戒律，后一本谈演说艺术如何达到登峰造极。因此，我们要描写一座王子的宅邸，以此作为简单的模式。因为当今的欧洲，尽管有梵蒂冈（罗马教廷的所在地。）、埃斯库锐亚耳（马德里的西班牙王宫。）和其他一些大建筑，但是奇怪的是，这些建筑物里几乎没有一间漂亮舒适的房间。
因此，我认为要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宅邸，它必须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用于宴会，就像《圣经·以斯帖书》里描写的一样；另一部分用于居家。也就是一部分用来宴请宾客、观看戏剧，一部分用来居住。据我的理解，这两个部分不仅包括侧面建筑，也包括正面建筑，尽管内部有些隔墙，外观还得保持和谐一致。正面的中央应该有一座雄伟高大的塔楼，那两部分就在塔楼的两侧，塔楼把它们一边一个拉在一起。正面宴会厅的楼上，我认为只要一个四十英尺高的好房间就行了，它的下面是一个演戏时用的化装间或准备演出的地方。在居家用的那头，我首先分为一个大厅和一个小教堂（中间用隔墙隔开），这两个都要够大够气派，但并不占所有的面积，两头应该留出两个客厅，一个夏天用，一个冬天用，都要相当漂亮。这些房间的下面要有一个又大又好的地窖，同时配备一些小厨房、酒窖和餐具室等。至于那个塔楼，我认为要分为两层，每层十八英尺高，超过两侧的高度。楼顶应该用上等铅皮盖成，四周围上栏杆，里边放上一些雕像。同样，塔楼也要分成几个房间，依需要而定。通到上面房间的楼梯应该盘旋在一个醒目的中心柱上，栏杆要讲究，要有一些镀上铜的木雕，楼梯顶上的平台也要美观。不过楼下的房间，不要安排为仆人进餐的地方，否则的话，你就得在用餐之后又吃仆人的饭，因为仆人饭菜的气味会像通过烟道一样传上来，弥漫整个正面建筑。我认为头一部楼梯的高度应该是十六英尺，也就是下面房间的高度。
正面建筑的外面就是一个漂亮的庭院了，不过庭院三面的建筑应该比正面建筑矮得多。庭院的四角要有一些美观的楼梯安排在外面的角楼里，而不进入那些低矮的建筑本身。不过那些角楼不能跟正面建筑一样高，只是跟那些低矮的建筑相称而已。庭院不要铺上砖石，因为这样会使夏天太热，冬天太冷。只有四边的小径和中间一条十字路可以铺砖石，其他地方铺上草皮，要经常修剪，但也不要修剪得太勤。宴会厅侧面一排房子，应该都是富丽堂皇的陈列室，从这头到那头安排三五个圆顶小阁，距离相等，装上美丽的彩色的窗子，上面绘有精致的图画。居家建筑一侧，应该是会客室和普通的宴会厅，再加上卧室，所有这些房间都要是套房，这样就没有阳光直射各个角落，上午下午都有避开阳光的房间。这样安排，你可以有些房间夏天能用，冬天也能用，冬天暖和，夏天阴凉。你有时会看到一些漂亮的房子，尽是玻璃窗，那种房子遇到酷暑和寒冬就不知道该到哪里去藏身了。我认为大肚子窗很实用（但考虑到在城市里临街一面建筑的和谐一致，还是用直窗比较好），有什么事要商量可以退到一个小角落里去。除此之外，它既可以挡风，也可以挡阳光，不让它们直吹或直射整个房间，只有一小部分能透窗而入。但这种窗也不能太多，庭院的每边有那么四扇就够了。
庭院的外边要有个内院，面积和庭院一样大，建筑的高度也差不多。这个内院外面有花园环抱，里边四周都有回廊，上面有美观气派的拱顶，高度与一层楼相仿。面朝花园的下层建筑，可以改为人工洞室，有遮阴的房屋或消暑的房屋，朝花园的一面才有门窗。这些房屋都高出地面，千万别沉入地下，以避免潮湿。内院的中央有一个喷泉，有一些精致的塑像，铺砖石的情况与庭院一样。院中两边的房屋都是作为私室卧房用的，两头是私室的阳台，你还应该有所准备，把其中一间辟为病室，万一有什么王公贵族和特殊人物生了病，就可以到那里去养病，因此要配有前厅、卧室、小客厅和后屋等等，这些房间都安排在二楼。下面一层要有一个有柱子支撑的阳台，视野要开阔，设计要精美，第三层上也要有这样的阳台，可以把花园尽收眼底，呼吸得到新鲜的空气。在两头转角的地方，再设计两个小巧而华丽的小阁，铺上精美的地砖，墙上嵌有水晶般的瓷砖，中间有一个美轮美奂的圆顶。凡是能够想象得到的精致的东西应有尽有。上面的阳台如果办得到的话，可以让泉水从墙上几个地方流下来，当然也得有巧妙的排水装置。
宅邸的模式就讲到这儿为止，此外，在宅邸的前面一定得有三个院子，头一个院子长满绿草，很朴素，围有普通的围墙；第二个院子也一样，不过装饰多一点，有一些小阳台和带有装饰的围墙；第三个院子和宅邸的正面组成一个正方形，不必有什么建筑，也不必有光秃秃的围墙，只要在周围有一些阳台，上面有铅顶，装饰力求美观，里边要有带有柱子的回廊，下面不必有什么拱门。至于办公室，让它们离宅邸远一点，要有一些较低的走廊通到宅邸。
谈园林
全能的造物主是花园的创建者。确实，花园是人类最纯洁的娱乐场所。花园也是最能让人恢复精力、振作精神的地方。没有花园，建筑也好，宫殿也好，只是一些粗俗的人工堆砌的东西。随着年纪一天天大起来，人们先学会礼貌，后学会举止优雅；先懂得建筑的气派，后懂得花园的雅趣，似乎园艺是更完美的东西。
我认为皇家园林设计中，应该按一年不同的月份安排花园，那么这些花园里随时令总有一些赏心悦目的东西。比如十一月底、十二月和一月，你必须种一些整个冬天常青的植物，如冬青、常春藤、月桂、柏树、松树、紫杉、菠萝树、冷杉、迷迭香、薰衣草，白色、紫色和蓝色的长春花、石蚕、菖蒲、橘树、柠檬树，如果有暖房还可以种番樱桃和墨角兰。一月底和二月，可以种瑞香，它开花要晚一些；番红花，它有两种，黄的和灰的；还可种报春花、银莲花、早郁金香、风信子、贝母、山茱萸等等。三月，有紫罗兰，特别是单瓣蓝色的开得最早；有黄水仙、雏菊、杏仁树、桃树，这时都开花了；还有香荆棘。接下来是四月，有双瓣的白紫罗兰、桂竹香、石竹、百合、报春花、郁金香、双瓣牡丹、白水仙、法国忍冬，樱树开花，布拉斯李和一般的李树开花，白荆棘长叶，还有丁香。五月和六月，有各种各样的石竹，特别是红色的石竹；有各种各样的玫瑰，除了麝香玫瑰，那要晚开一些；有忍冬、草莓、牛舌草、耧斗菜、法国金盏花、非洲万寿菊。樱桃树结果，有醋栗，无花果结果，有悬钩子，有藤花，薰衣草开花，香兰开白花，苹果树开花。七月，有各种变种的石竹，有麝香玫瑰，各种酸橙树开花，有早梨，李子结果。八月，有各种结果的李树、梨、杏、伏牛草、榛子和甜瓜。九月，有葡萄、苹果、各种颜色的罂粟花、桃子、黄桃、油桃、山茱萸、冬梨和榅桲。十到十一月初有山楂、枸杞，玫瑰需要剪枝和移植，还有栎树等等。这都是伦敦气候条件下的植物，我的意思是你可以根据气候条件栽种植物，使你的园林四季常春。
花香在空气中一阵阵飘来，时浓时淡，仿佛时起时伏的美妙音乐，比摘花在手里闻闻还要芬芳。因此，懂得种一些什么花、什么植物能使空气最为芳香，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乐趣。粉红色和红色的玫瑰，香味最为深沉，仿佛正在酣睡，你踏遍几条小径一无所获，但在朝露里你就可以享受到它们的香味了。月桂也是这样，在生长期并不散发香味；迷迭香只有淡淡的香味；香墨角兰也是这样。最能在空气中散发扑鼻香味的是紫罗兰，特别是白色双瓣的那种，它们每年开放两次，一次是四月中旬，一次是巴塞洛缪节前后。其次是麝香蔷薇。接下来是草莓叶子枯萎的时候，也能散发特别浓郁的香味。再下来是一些藤本植物的花，这种花是一种小小的粉花，像小糠草的粉花一样，长成一串串，刚开的时候很好闻。再下来是荆棘花、野蔷薇。再下来是桂竹香，香味很宜人，适合种在客厅下面，或底层小房间的窗下。然后是各类石竹和麝香石竹，尤其是花坛石竹和丁香石竹，还有椴树花。忍冬的花香很远很远就能闻到。豆类的花我就不提了，因为它们是种在农田里的。还有一些花香散发在空气里十分醉人，但不是从旁边经过就能闻到的，而是要让人践踏和压碎时才能闻到。这种花有三种：地榆、野百里香和水薄荷。因此，你应该把它们栽遍花园里的小径，这样你踏在上面散步时就能享受到它们的芬芳了。
花园的面积不能小于三十英亩（我说的是王公贵族式的园林，规模跟王公贵族的宅邸相配），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入口处是草坪，进去是石楠灌丛和一片自然生长的植物区，中间是花园的主体。除了花园中的路，两旁也要有小径。照我的看法，草坪应占四英亩，花园的两边各占四英亩，花园的主体占十二英亩，其余占六英亩。草坪提供两个景点，一是草坪本身，如果经常修剪的话，那是最赏心悦目的；二是草坪中央有一条让你心情舒畅的路，这条路一直通到花园十分气派的围篱。但是因为这条路很长，在暑热的天气或太阳当空的时候，就难免要冒着暑热、顶着日头穿过整条小路，因此你要在草坪的两边开辟有遮阳的小径，可以让木工搭建一些棚子，大约十二英尺高，你可以在阴凉下进入花园。至于在房子面朝花园的一边窗下用各种色土砌一些花坛，那都只是一些小玩意儿，这些好看的东西，你往往在房子的装饰中都能看到。花园最好是正方形的，四边都有围篱，还有堂皇的拱门。拱门有木工的雕柱支撑，大约有十英尺高、六英尺宽，每个拱门间距相同，进深和宽度相同。过了拱门有一整条树篱，大约有四英尺高，树篱有木工的框架，上面每一个拱顶都有一个小小的角楼，里面是空的，可以放进一只鸟笼，拱顶与拱顶之间的空隙可以有一些小小的图案，嵌进圆形彩色玻璃组成的圆盘，让太阳照在上面呈现出光怪陆离的景象来。但这条树篱最好安排在一条斜坡上，不要太陡，尽量缓缓地上升，高度大约六英尺。斜坡上栽满各种花卉。而且我认为正方形的花园也不要占尽整个地面的宽度，应该在两边留有余地，足以开出两条变化多端的小径，与草坪有棚顶的小径相通。大围篱的两个尽头都不要带有树篱，那样你在草坪那儿，越过精致的树篱看不到石楠灌丛的尽头，而站在树篱那儿，穿过拱门便能看到自然生长区的全貌。
大围篱里边的布置可以多种多样，看各自的兴趣，但无论何种设计，一不要过于复杂，二不要过于雕琢。就我来说，我不喜欢一些松柏的雕像和普通花园中低俗的东西，这些都是为了孩子才设置的。我喜欢有一些矮树篱、像滚条贴边一样的圆树篱和小金字塔一样的尖树篱；在某些地方有一些好看的圆柱，竖在木工的框架上。我也喜欢一些宽敞平直的小径，但在花园的主体中不要有这种小径。我也很想在中央有一座玲珑的小山，分三段登高，有一些可以四人同行的小径，这些小径要有完美的盘绕设计，不要有任何围栏或雕塑。整座小山三十英尺高，有几间精致的房间，可以设宴，还可以设计一些简朴美观的烟囱，但房子不要用太多的玻璃。
喷泉是最美、最让人心情愉快的地方，但池塘也有缺点，不利于花园的卫生，蚊蝇滋生，青蛙聒噪。喷泉要考虑的有两件事情，一是喷淋或喷射的水，二是一个好看的盛水池，大约三四十平方英尺，但不要养鱼，不要有淤泥。观鱼是不错，但不利于水的洁净和空气的清新。
至于石楠灌丛和自然生长区，那是我们设计中的第三部分，我希望尽可能造成一个有自然野趣的格局。里边不要栽树，而只有一些矮树丛，可以是香石楠、忍冬，还有一些野藤夹杂其中。因为这些花在有遮阳的地方长得很好，而且散发芬芳的香味，让它们东一堆西一堆地长在石楠灌丛之中，没有一定的规律。但是要达到这种野趣，也必须经常修剪，不能任其自然地疯长。
园边的空地上可以设计各种各样的小径，要幽静，凡是阳光照得到的地方都要有遮阳，同样也要设计一些挡风避雨的棚子，刮风下雨走在下面像走在走廊里一样。那些小径也像花园两头一样，要有树篱，以便挡风，上面也必须铺上细石，不让野草生长，以免晨露沾湿鞋袜。同样，你在那些小径旁可以种各种果树，可以种在靠墙的一边，也可以种在小径的两边。花园两边的尽头可以堆几座假山，略高于围篱墙，可以登临俯瞰全景。
至于花园的主体部分，我并不反对开辟一些漂亮的道路，在两边栽上一些果树和一些悦目的小果树丛，还筑一些带座的凉亭。设计要美观大方，但布置决不能过密，要让花园的主体显得开阔，明亮而一点也不局促。
我倾向于不筑鸟舍，除非花园非常大，可以铺上一些草皮，栽上一些有生气的植物和矮树丛，把鸟舍安排在其中，使鸟有更大的活动天地，也可以自然筑巢，鸟舍不要鸟粪遍地。
以上就是我的王公贵族式的园林设计，部分出于园林规划的原则，部分出于我自己的演绎，没有一个完整的模型，只有一些粗线条的轮廓。成本并不在我的考虑之中。
对王公贵族来说，成本只是小事一桩。大部分园林都是听取工匠的意见建造的，成本都不低。把脑子中想的东西凑在一起，再加上雕像之类的东西，一味追求富丽堂皇，造出来的花园却没有什么真正的乐趣可言。
谈交涉
一般说来，交涉用口头的形式比书面的形式要好，由第三者出面比亲自出面要好。当一个人想要得到对方的回信答复，或者为了日后把信当做证据，为自己辩护，那么用书信的形式比较好。口头交涉中如果受了打扰，有的地方没有谈清，也可以用书面的形式把这些地方弄弄清楚。
当一个人的出面能使别人肃然起敬，就比如通常上级召见下级就有这种情形，那么亲自交涉更好一点。或者遇到棘手的问题，也最好亲自出面，因为谈话的时候，光是对方的眼神而不仅是对方的脸色就能告诉你谈话可以进行到什么程度。一般来说，一个人总要保留一些进退的余地，要么予以否认，要么为自己辩护。
在选择交涉的人时，最好选择老实的人，这种人愿意按你的吩咐去办事，回来也能忠实地报告进展的情况，而那些狡猾的人，总想在别人的事情中有所图谋，往往会在回来汇报的时候美化自己，夸大自己在交涉中的作用，以博得委托人的青睐。你在选人的时候还可以考虑，什么人在哪方面能起点作用；什么人可以加快进展；什么人适合做什么事。胆大的人，你可以让他们去争辩；善于辞令的人，可以让他们去做说客；机敏的人，可以让他们去探听虚实，见机行事；冒冒失失、做事荒唐的人，可以让他们去从事一些已经证实无可挽回的事务。什么人在什么事上一向很走运，也很成功；什么人信心十足，一心维护自己的声誉，这些人都可以考虑选用。在交涉时你最好要察觉对方的意图，用迂回的办法探听对方的口气，避免单刀直入，除非你想用突如其来的问题，让对方不知所措。
最好是跟那些有意跟你打交道的人交涉，而不跟那些无意跟你打交道的人交涉。如果一个人按一定的条件跟别人打交道，如何开头和最初的进展是最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人不可能一上来就一相情愿地提出什么要求，除非事情的性质本来就是如此，那是事先就要说明的；除非对方在别的事情上还有求于你，因此你能说服对方；除非你能指望对方是个很诚实的人。
所有交涉无非是发现问题或影响别人。当人们想达到什么目的，而又不能找到合适的借口时，一定要弄弄清楚，是否有没有觉察的而又必须觉察的问题。如果你想影响一个人，你必须知道他的脾气和做事的方式，以便能够引导他；知道他的目的所在，以便能够劝说他；知道他的弱点和缺点，以便使他战战兢兢；知道一些对他有影响的人，以便能够控制他。跟狡猾的人打交道，你必须弄清他的用意，听出他的言外之意，不过跟这种人还是少说为妙，要说，也要在他们最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说。在所有棘手的交涉中，一个人不要奢求今天播种明天马上收获，而应该做精心的准备，这样才能一步步取得进展。
谈随从和朋友
代价高的随从是不可取的。因为一个人如果把他的尾巴弄得很长，那他的翅膀就必然会短掉。我所说的代价高，不光是指钱袋里的钱掏得多，也是指这种人很讨厌，老是要提一些强人所难的要求，提了一个又一个。一般的随从，除了要求对他们进行一些鼓励，替他们说几句好话，不让他们受到委屈以外，不应有什么更高的要求。改换门庭的随从主人最不喜欢，因为他投到主人的门下，并不是对这个主人有什么感情，而是因为对原来的主人心怀不满。我们常常看到有些大人物之间往往有些龃龉，多半都是这样引起的。同样，那些喜欢炫耀的随从往往四处张扬他们主人的名声，也常常惹出许多麻烦，因为主人有些不光彩的事是不能说出去的。如果主人的名声因此有损，他们就帮了倒忙，反而使主人招来更多的嫉恨。还有一种随从最危险，他们简直就是窥探狂，打听主人的许多隐私，给别人提供种种传闻。然而这些人也往往得到格外宠信，因为他们善于溜须拍马，总能从别人那里打听到一些飞短流长的传闻。
某些有身份的人做随从，做的事又跟他们的身份很相称，大人物也认可这一点（比如打过仗的军人等等）。这种人往往受到重用，这种事一向都有，很正常，不值得大肆宣扬。不过最高尚的随从，他之所以跟随主人，是因为他认定主人是人中精英，有建功立业、弘扬美德的大志。不过一个人要是施展抱负的可能性不大，最好是用一些平庸的随从，而不要用那些很能干的随从。除此之外，老实说，在世风日下的情况下，活动能力强的人比有德之人更有用处。政府中用人，最好是对同一级别的人一视同仁，因为对某些人破格重用，会使他们目空一切，也会引起其他人的不满，因为他们会要求同样的待遇。与此相反，在宠信方面，区别对待、选择用人在所难免。因为这样能使得到重用的人更加心怀感激，而其他的人也格外恭顺，并坚信决定一切的就在于是否得宠。
对任何人都不要一上来就过于重用，这种谨慎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一个人在这方面是很难掌握分寸的，万一后来有所疏忽，难免引起不满。只受一个随从的控制（通常我们都这么说），那是很危险的，因为这说明主人软弱，放任一些丑行和不体面的事，会让人说三道四。那些不会马上指责别人或向主人提意见的人，会在背后肆无忌惮地攻击别人，把主人身边很重要的人说得一无是处，使主人的名声受损。
听从一些朋友的劝告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因为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低谷才显山高。世间友谊很少，在地位相同的人之间更是罕见。这也就是说，友谊存在于地位高的人和地位低的人之间，因为两者的命运是休戚相关的。
谈律师
打官司里有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情。打官司确实败坏了民风。
许多好事情让有坏脑筋的人插手变成了坏事。我这里说的坏脑筋，不光是指腐化堕落，也是指诡计多端，这种坏脑筋的目的不是弄清是非曲直。有些人包揽诉讼，决不是为了有效地解决问题，要是他们看到另一种手段可以让诉讼拖下去，他们就谢天谢地了，这样他们就能拿到第二份报酬，或者至少与此同时可以利用原告想胜诉的心理从中渔利。
有的人接下诉讼只是偶然的，刚好跟别的诉讼交错；有的人依靠一些假消息，否则他们在案子中就无法轻易找到借口；有的人接下案子却根本不关心案子的结果如何；有的人把别人的诉讼看做自己获利的大好时机。不仅如此，还有人接下案子却一心希望委托人败诉，这样委托人的对手满意，他就能捞到更大的好处。确实，每件诉讼里都有一个正义。争执的案子里，公正就是正义；诉讼的案子里，赏罚就是正义。如果一个人的情感倾向于庭审不利的一方，他最好支持和解，不要把官司继续打下去；如果他倾向于和解不利的一方，也要使占理的一方名誉等不受损害，也不受委屈。
在有些案子中，如果一个人并不清楚案情，最好去咨询某个判断力强的可靠的朋友，他能告诉你如何把官司体面地打下去，但是，选择咨询人时一定要慎重，否则你就会让人牵着鼻子走。不喜欢拖拉和欺骗的律师，对平常的案子，他一上来就会拒绝受理；打赢了官司，向委托人报告也不添油加醋；除了应得的报酬，也决不索要，这样不光会渐渐受人尊敬，也会渐渐受人欢迎。在办案的酬金方面，头一个经手案子的律师并不占什么份额，因为案子到那程度，一切考虑都是委托人自己进行的；如果案子的筹划全都出自律师一人，他也不要以暗示的方式索取高额的酬金，而要把这件事留给手下人去做，只是对那个出面的人也要给予某种补偿。
对案子的价值无知那是愚蠢，同样对案子中的正义无知，缺少良心，那也是愚蠢。保密是打赢官司的重要手段，因为有些事情冒冒失失大声说出去，可能会使某些人气馁，但也会使某些人醒悟过来，加快步骤的实施。时机选择是打官司的主要原则。我说的选择时机不光要考虑到对案子重视的人，也要考虑到那些阻挠案子进程的人。
选择律师的时候，要选择合适的人，不能光考虑有名望的律师；要选择在某些事情上有专长的律师，而不是什么事情上都行的律师。
如果一个律师初次的请求遭到拒绝，但只要他表现得既不沮丧，也无不满，那他下次再请求时所得的补偿能与初次所请求的一样好。
“不畏强权，据理力争”，这是一条很好的规则，对打官司占上风的律师当然不在话下，对处于下风的律师也很有用，他可以用这个原则扭转劣势，起初冒冒打输官司的险，最后不光不会打输官司，也会保住以前的名声。
对一个大人物来说，写封信说个情那是最稀松平常的事，然而要是没有正当理由，那是一件有损于他名誉的事。最糟糕的是律师充当别人的傀儡，充当诉讼的总策划者，这种人是公众诉讼中的毒药和传染病。
谈学问
学问可以用来自我陶醉、施展才华和增长能力。最主要的是自我陶醉，那存在于独自一人的沉思默想中；施展才华存在于交谈中；增长能力则存在于分析事物和处理事务中。老练的人善于实践，能把每一个细节加以剖析，但要全面考虑、全面策划、全面安排，并取得最好的结果，那就得有学问的人才能办到。在做学问上花费太多的时间，那是一种懒懒散散的表现；过多炫耀自己、展示自己的才华，又难免给人装腔作势的印象；完全用书本的教条分析事物，则又成了迂腐的学究。一个完美的人是靠经验才能完美的。天生的才能也需要学习才能完美，就像天然的植物一样，需要阳光和雨露的滋润。而学问本身如果不联系实际经验，在指导实践方面就会显得十分空泛。狡猾的人轻视学问，头脑简单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学问本身并不教你如何运用学问，运用学问是一种智慧，一种存在于学问之外又高于学问的智慧，只有靠观察才能得到的智慧。读书不是为了故意找作者的碴儿，但也不要认为作者的话应该全盘接受；读书也不是为了寻找一些夸夸其谈的资本，而是为了让我们用来分析一些事，思考一些事。
有些书是让我们粗粗品尝一下的，有些书是让我们囫囵吞枣的，只有不多的几本书是让我们细细咀嚼加以消化的。有的书只要读其中的几个章节，有的书不必细心地读，只有少数几本书要从头到尾读，读得很用功、很用心。
有些书可以让别人替你读，让他替你做些摘记，不过那得是些无关紧要、价值不高的书，否则的话，做摘记也就像给水蒸馏一样，杂质是去掉了，味道也没有了。读书使人充实，交谈使人敏捷，而写作使人精确。因此，一个人如果很少动笔，那他就得有很好的记忆力；一个人如果很少跟人交谈，那他就得有些急智；一个人如果读书很少，那他就得很狡猾，掩饰他的不懂装懂。历史使人聪明，数学使人严密，自然哲学使人渊博，伦理学使人稳重，逻辑修辞学使人能言善辩。这就是所谓“学习形成气质并影响气质”。先天不足后天补，一个人要不是智力方面有什么停滞和阻碍，只要学习得法，是一定能学有所成的。就像一个人有病，可以做些相应的运动。滚球有益于睾丸和肾，射箭有益于胸肺，慢跑有益于肠胃，骑马有益于头脑等等。所以一个人不能专心致志的话，就让他去学习数学，因为演算过程中稍有走神，就得从头再来一遍；如果一个人的头脑不善于区分或找到差异，那就让他去学习经院哲学家的文章，因为这些人都是很严谨的；要是一个人不善于推敲，不善于用一件事去证实和说明另一件事，那就让他去学习律师的案卷。所以，智力上的种种不足总能找到一个弥补的药方。
谈党派
许多人有一种不明智的看法，认为一个君主统治国家，一个大人物处理事情，主要的政策和方针要考虑到各派的方方面面，鉴于各派的矛盾对立，不可能取得一致的便实行统筹，不然的话，就一一参照某些特殊人物的意见，进行兼顾处理。但我认为不应该如此，根本就不必去考虑各派的方方面面。
地位低的人要想往上爬，必须有所依附，但是地位高的人，本身就有力量，最好在各派中不偏不倚，保持中立。然而即使是地位高的人，一开始的时候，也可以有些不即不离的依附，仿佛他是某派的人，同时跟别派的关系也还过得去。通常这是一条最好的捷径。力量小人数多的派别凝聚力却很强，但往往能看到只有其中少数人态度坚决，这让大多数态度温和的人很厌烦。派别斗争中一个派别被打倒了，其余的派别也就分化了。例如卢库勒斯和元老院其余贵族维持过一阵政局（他们自称为乐天派），后来他们被庞培和恺撒一派打败，元老院垮掉，庞培和恺撒也很快兵戎相见了。安东尼和奥古斯都也结党结派过一阵子，对抗布鲁斯，布鲁斯和卡修斯一派被打倒，他们也很快就分道扬镳了。这些都是战争中的例子，在结党营私方面也是如此。因此，往往在一些派别里的次要问题，等到敌对派别分化了，就成了主要问题。一些无足轻重的人或被搁置一边的人，也往往会成为敌对派别某人的力量。有些人完全弃而不用，他们反倒会渐渐成长。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受重用的人投到敌对一派去，一些被认为最可靠的人实际上是一些随时准备卖身投靠的人。
在派别斗争中出现叛徒那是稀松平常的事。两派长期相持不下，争取一个人抛弃敌对派别，那这一派就能稳操胜券了。一些在两派之间不偏不倚的人，并不总是在做调和的工作，往往是一个只忠于他自己的人，他的目的是要利用双方。当然，在意大利人们很少会怀疑教皇，他们嘴上经常称他为平民教士，把他当做一个应该向他倾诉所有家中大事的人。君主们必须注意他们的立场，使他们自己自成一派或一党，因为国家中的政治联盟对君主永远是有毒害的。因为政治联盟会产生一种约束力，它对于君主的义务而言也是至高无上的，因此，使君主成了党派斗争中的工具。我们在法国的政治联盟中就看到过这种情形。
党派斗争过于严重、过于激烈，这是君主力量削弱的标志，也严重损害了君主的权威和大业。党派的运行必须在君主的控制之下，应该像天文学家说的那样，应该在低一级的轨道上正常运行，然而仍受到更高原动力的悄悄制约。
谈礼节和尊敬
一个实在的人一定是一个品德极为高尚的人，就像不用衬托和点缀的宝石一定非常珍贵一样。如果留心观察，一个人受人称赞或受人推荐，其情形有点跟做生意中生财获利一样，有一句谚语非常确切：“小利赚大钱。”因为小利来得勤快，大利却难得光顾。一些小事赢得别人的赞许，那是因为这些小事每时每刻都能碰到，人们也一直注视着它们，而高尚的品德，可以发扬光大的场合就不那么多了，就像逢年过节一样难得。因此，一个人举止得体确实能大大增添他的名声，正如伊莎贝拉女王（西班牙加斯蒂勒王国的女王。）所说：“这就如同给了他一封终年有效的推荐信。”
要做到举止得体，你就一点也不能把礼仪看做小事，你得在别人身上学习这些礼仪，同时在其他方面对自己也要有信心。因为你光是在礼貌上过分下工夫，你反而会让礼貌失去它们的魅力。礼貌是很自然的，不是装出来的。有些人的举止像一首诗，其中每一个音节都经过仔细推敲，但如果一个人分心在这些细枝末节上，他又怎么去考虑重大的事情呢？完全不拘礼节就是叫别人也不要去遵守礼节，你也因此失去了别人对你的尊敬。特别在一些陌生人面前，在一些正式的场合，礼节是不能省略的。但是过分拘泥于礼节，把礼节抬高到月亮上去，不仅让人厌烦，也使别人对他的话失去信任。无疑，在礼貌的说话中有一些表达的方式，有一些让人铭记在心的细节，一个人要是能掌握了，一定非常受用。
人在地位相同的人中间，肯定受到亲密无间的对待，因此保持一点矜持很有必要。跟下属相处，要得到他们的尊敬，对他们亲切一点也很有必要。一个人在什么事情上都要插手，反而让人感到厌恶，让自己丢了身价。让自己为别人做一些事，那是好事，不过要表现出来，那样做是为了对别人的关心，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能力比别人强。通常你在同意别人的意见时，你要加上一些自己的意见，与别人的意见有所不同；要附和别人的动议时，要说明一些附加的条件；在采纳别人的主张时，也要补充一些你这样做的深层原因。
一个人必须注意，不要把礼貌的话说得头头是道。因为不管你是否头头是道，嫉妒你的人总要强加给你一些罪名，损坏你的名声。过多的礼貌或者总是在等待机会说上几句好话，都是不好的，会给处理事情带来损害。所罗门说：“看风者无法播种，观云者没有收获。”（出自《旧约·传道书》第11章第4节。）一个聪明的人总是给自己创造机会，而不是去发现机会。一个人的举止行为应该像一个人的服装一样，不要太窄、太贴身，而要宽松一点，做事和行动都方便。
谈称赞
称赞是品德的反映，但它也跟镜子和其他实体反射出来的映像一样，要是来自一些俗人之口，往往都是一些不实之词，没有什么价值，多半是为了迎合虚荣的人说的，而不是为了颂扬那个人。对于低俗的人，能让他们欣赏的只是一些低下的品德，一些平庸的品德就能让他们惊讶和佩服了，至于高尚的品德，他们根本就理解不了。一些外表的东西，一些装出来的东西简直让他们五体投地。当然，名声就像是一条河，轻的东西、膨胀起来的东西能够漂在水面上，重的东西、实心的东西就要沉下去。如果一个人既品德高尚，又通晓事理，那么他就像《圣经》所说：“美名有如香膏。”（出自《新约·传道书》第7 章第1节。）它会弥漫四周，不易消散，因为香膏的香味比花香更持久。
称赞往往含有虚情假意的成分，因此一个人完全有理由对它们持有怀疑的态度。有些称赞只是为了溜须拍马，要是他只是一个普通的拍马者，他用的也只是一些普通的奉承话，人人都觉得很受用的那种；要是他是一个狡猾的拍马者，那他一定会仿效那个最调皮的马屁精，也就是《圣经》上所说的那个马屁精——最会拍一个人马屁的，就是那个人自己。一个人自我感觉特别良好的地方，就是马屁精最能投其所好的地方，最厚颜无耻的马屁精拼命寻找某些人在哪方面有什么缺陷。那些人早就意识到自己的缺陷，并且心里一直为此感到很惭愧，可是马屁精偏偏在这方面把他说得尽善尽美，说得那些人心里舒服极了。
有些称赞出于良好的愿望，也出于尊敬。这是礼貌中应有的一种形式，比如我们对一些君主或一些大人物就是这样。这也就是说，我们说他们如何如何时，实际上也就是对他们说，他们应该如何如何。有些人表面上在称赞别人，实际上是在贬低别人，那是要中伤别人，引起其他人对他们的嫉妒。“称赞你的敌人就是你最危险的敌人。”（出自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的著作《阿古利可拉传》。）希腊人也有一句谚语：“受到不怀好意的称赞，鼻子上要生小疮。”（出自公元前3世纪希腊诗人西奥克瑞塔斯的《田园诗》第9 篇第27行。）我们英国也有一句谚语：“说谎的人舌头上要起水泡。”确实，称赞得体，既适合时机，又不显粗俗，很有好处。但也正如所罗门所说：“清早起来称赞朋友的人，就等于在诅咒朋友。”（出自《旧约·箴言》第27章第14节。）过分夸大某人某事会引起矛盾，招来嫉妒和蔑视。
一个人称赞自己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除非在极少的场合你才能这样做，但如果称赞自己的职务或职业，那倒是一种很得人心的高尚的做法。罗马的主教们都是一些神学家，还有一些僧侣和经院派的哲学家，他们蔑视世俗事物是出了名的，因为他们把一切战争、外交、司法和其他各种世俗事务都说成是“下界小吏做的事”，仿佛做这些事的人都不过是一些世俗的小吏。但正是这些下界的小吏做了许多好事，而他们这些超凡脱俗的人光会苦思冥想。圣·保罗在自吹的时候常常加上一句：“我说话像个傻子。”（出自《新约·哥林多后书》第11章第21、23节。）但是说到他职业的时候，他却说：“我十分敬重我的职业。”（出自《新约·罗马书》第11章第13节。）
谈虚荣
这也是《伊索寓言》里一个最精彩的故事。苍蝇坐在战车的轮轴上说：“我扬起了多大的灰尘啊！”一些有虚荣心的人也是如此。要是什么事情本身就有进展，或是借助其他有力的手段有了进展，只要那个人沾过一点点手，他就会认为那都是他的功劳。那些一心想赢得光荣的人必定是一些好搞派别活动的人，因为夸耀的勇气立足于争强好胜，派别活动能使他勇气百倍，他们也一定要激昂慷慨才有利于他们的吹嘘。他们也不会保密，所以实际上这种人没有什么用处。正如一句法国谚语所说：“声势很大，结果很小。”不过在政务方面，这种人却能派上用场，当需要制造一种舆论，说某人品德如何高尚、功绩如何伟大时，他们就能充当吹鼓手。还有，李维评论安提奥克斯（公元2世纪的叙利亚王。）和艾托利安人（希腊城邦艾托利安的居民。）的结盟时曾经说过：“对双方都使用谎言有时确具奇效。”比如一个人在两个君主之间磋商，要让他们联合起来与第三个国家开战，他就分别与两个君主接触，把他们的力量都吹得无比强大，让他们都以为自己比对方高出一头。还比如在人与人之间斡旋，他假装自己跟双方都休戚相关，从而使自己在双方的心目中都提高了声誉。虽说诸如此类的事情，常常被证实是无中生有的，但是谎言足以产生一种意见，而意见又往往会导致实质性的行动。
就指挥官和士兵来说，虚荣是他们的一个基本特征，因为铁器跟铁器互相磨砺，就能更加锋利，以勇气为荣的人，也可以使对方勇气百倍。在大事业中，需要承担风险的时候，有一个爱好虚荣的人挺身而出，确实能给事业带来活力，而那些性格稳重、头脑清醒的人更像是一条船上的压舱物，而不是船上的帆篷。至于学问的名声，如果没有一些卖弄的羽毛，飞起来也是很慢的。“《蔑视虚荣》这本书的作者，也不反对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封面上。”（出自西塞罗的《图斯库卢姆谈话论》第1卷第15章。）
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盖伦（公元2世纪的医学家。）都是一些喜欢卖弄学问的人。虚荣心确实能帮助一个人在人们的记忆中流芳百世。而美德之所以名扬天下，从来就不着眼于一个人的本性，而是着眼于别人的间接评价是否为人接受。西塞罗、塞奈喀、小普利尼的名声要不是掺和进他们的一些虚荣心，恐怕也不会那么长盛不衰。虚荣就像是涂在天花板上的油漆，不仅能使天花板发亮，而且能使它经久耐用。
上面说了许多关于虚荣的话，但是我指的虚荣，并不在我下面要提到的一种特性中。塔西佗评价缪阿努斯，说他具有一种特性：“他有一种能够在一切言行中都有利地显示自我的本领。”这种本领并不来自虚荣，而来自天生的广阔胸怀和真知灼见。而这种特性在有些人身上不仅非常得体，而且也非常受人青睐。大度的致歉、彬彬有礼的礼让、极有分寸的谦虚，那都不过是夸耀自己的手法。而这种手法中最高明的就是小普利尼所说的那种手法，那就是自己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完美的，却极其慷慨大方地去赞扬和推崇别人在这方面的表现。小普利尼说得很巧妙：“在推崇别人的时候，你也替自己摆正了位置。”（出自小普利尼的《书信集》第6卷。）要是被你称赞的人在这方面不如你，他尚且值得称赞，那你就更值得称赞了；要是那个人比你强，连这样的人以前都没有人称赞，那你以前没有人称赞也就难免了。爱虚荣的人被明智的人看不起，被愚蠢的人羡慕，被那些投靠的门客当做偶像，同时也当做他们溜须拍马的奴隶。
谈荣耀和名誉
赢得荣耀就是一个人将他高尚的品德和自身的价值毫无瑕疵地展现出来。有些人做事光为了追求荣耀和名声，这种人常常被人挂在嘴上，但是心里佩服他们的人却不多。有些人在做事时特意不显露他们的品格和才能，人们因此对他们评价不高。有些事情前人做过尝试，或者尝试了一阵又放弃了，或者已经取得了进展，但还不够好，你如果去完成了，就会赢得很大的荣誉。仅仅作为副手追随别人，就是实现了更为困难或更有价值的事情，也不可能得到这么大的荣誉。如果一个人能够做事调节有度，其中一个举措能满足每个派别和民众团体，那么称赞之声就会像音乐齐奏一样响亮。如果一个人在名誉方面就像是一个不忠实的丈夫，那他插手任何事情，遭受失败带来的羞辱，远远大于事情成功带来的荣耀。
荣耀的得失如果要依靠别人，其结果反映出来最为迅速，就像切割成多面的钻石，好坏一眼就能看出来。因此，要让一个人乐于压倒竞争对手去争荣誉，有可能的话，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谨慎的随从和仆人对一个人争名有很大的帮助：“所有的名誉都来自一个人的家庭人员。”（出自西塞罗的演说。）嫉妒是荣誉的口疮，要想消除别人的嫉妒，最好是声明自己的目的不是为了得到荣耀，而是为了做好事情，同时把取得的成功归功于老天的帮忙和自己的运气，而不说是自己的才能和谋略。
君主按荣耀来分，严格说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第一类就是开国之君，如罗缪茨斯（罗马开国君王。）、撒拉斯（波斯开国君王。）、恺撒、奥托曼（土耳其奥托曼王朝的开创者。）和依迈斯等；第二类是立国之君，他们制定法律，创建制度，被称为第二代开国之君，他们死了以后，后代可以按他们立下的法制治国，里柯尔嘎斯（斯巴达的创建者。）、梭伦、加斯提尼安、埃德戛（英国10世纪的贤主。）、“智慧的”喀斯提王阿尔芳撒斯（西班牙王，曾编订法律。）（也就是创立《七法》者），都属于这类君主；第三类是救国之君，如解救长期内战带来的困苦，把老百姓从异族或暴君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如奥古斯都·恺撒、菲斯帕显（公元270—275年为罗马皇帝。）、奥瑞利安努斯（公元270—275年为罗马皇帝。）、西奥道瑞库斯（公元5世纪的意大利君王。）、英王亨利七世、法王亨利四世等；第四类是扩疆或卫国之君，他们在光荣的战争中扩大领土，或光荣地抵御入侵者；最后一类是守国之君，他们公正统治，能使当时国泰民安。后两类不必举例，因为这类人数不胜数。
臣民按荣耀来分，头一类是替主分忧之臣，就是君主委以重任之臣，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君主的左右手；第二类是打仗的统帅，他们是君主的副官，在战争中建立功勋；第三类是宠臣，他们受到的宠信无人可及，他们是让君主得到安慰的人，但是他们并不危害百姓；第四类是谋臣，是指那些地位仅次于君主，却又能恪尽职守，并不危害百姓的人。还有一类臣民，他们的地位尽可立为首位，不过这些人十分难得，他们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牺牲自己或出生入死，比如马喀斯·瑞古拉斯（罗马与迦太基战争的罗马统帅。）和戴西亚斯父子（罗马将领，均为国捐躯。）就是这样的人物。
谈司法
司法官必须记住，他们的职责是解释法律，而不是制定和颁布法律。要不然的话，就会像罗马教会一样，借口阐明《圣经》而不拘泥于《圣经》，做了许多补充和修改，把一些没有根据的条文公布于世，并且假托古风，创立新法。
司法官应当学识丰富胜于灵活机智，应当严肃恭敬胜于巧言善辩，应当深思熟虑胜于满怀信心。
尤其重要的，为人正直是司法官必备的素质。犹太法律说：“移动界碑者将受到诅咒。”（出自《旧约·串命记》第27章第17节。）移动一块界碑尚且有罪，那么不公正的司法官把土地和产业判错，就是移动界碑中的罪魁祸首了。一次不公正的判决比多次犯案危害更大，因为以往的案例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污染了水源。因此，所罗门说：“正义的人在恶人面前败诉，就如同泉水被搅浑了，井水被污染了。”（出自《旧约·箴言》第25章第26节。）
司法官的职权跟原告、被告、辩护律师，以及下至下属的司法人员，上至君主和国家，都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谈一谈控诉双方及其案由。《圣经》上说：“有人把审判变成苦艾。”（出自《旧约·箴言》第25章第26节。）实际上不光是变成苦艾，还变成了醋，因为不公正的判决把它变苦，迟迟拖延也会使它变酸。因为法官的主要职责就是震慑暴力和欺诈，暴力一旦公开，就会变本加厉，而欺诈在未被揭露时更为有害，迟迟不判就是容忍作恶。法官必须分清轻重缓急，那些口舌之争的案子不妨当做法院吃得过量，一吐为快。司法官应当为公正的审判做好准备，就像上帝为了铺平道路而填高溪谷、移动山陵（出自《旧约·以赛亚书》第40章第4节。）一样，因此，诉讼任何一方如有恃强凌弱、恶人告状、巧取豪夺、互相勾结、倚仗权势、巧言狡辩的，就得看司法官的才能了，如何使受不公者得到公平，把他的判决栽种在平整的土地上。
“擤鼻子太猛必定会出血。”（出自《旧约·箴言》第30章第33节。）榨葡萄汁的机器如果用的材料太硬，榨出来的酒就会苦涩，就会尝出葡萄核的味道来。因此，司法官解释法律条文不要过于僵硬，不能牵强附会地进行推断，因为法律的惩罚是最严厉的惩罚。特别涉及刑法，更要小心，因为刑法的目的在于震慑，不要把它变得过于严厉。当然也不能像《圣经》上所说，只是让有罪的人淋上一场阵雨而已。《圣经》上说：“他向他们降雨，有如罗网一样。”（出自《旧约·诗篇》第11章第6节。）因此，刑法的条文，如有年久失效的或者不适合当时情况的，贤明的司法官在执行的过程中，就要对它们加以限制。“司法官的职责是既要审判案件的事实，又要审判案件发生的时间背景等。”在生死攸关的大案中，司法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既执法公正，又不忘仁慈，把一只严厉的眼睛盯着案子，把另一只仁慈的眼睛放在人犯的身上。
第二，谈谈辩护律师或法律顾问。耐心和慎重地听审是司法官的一个基本职责。一个多嘴多舌的司法官决不会是一件音调和谐的乐器。如果一个司法官想先发现审判过程中审判席上能听到一些什么说法；或者显得过于自负，过早打断证人或辩护人的说话；或提出种种问题总是阻止审讯，这些对一个司法官来说，都是很不得体的做法。司法官在听审时的职能有四个方面：审定证据；控制审案时间，阻止重复，阻止不得要领的说话；概括、选择和对照双方主要的论点；作出判决。凡是超出以上职能的都属于多余，不是出于炫耀自己、夸夸其谈，就是没有耐心听审，要不然就是司法官记忆力不行，或者缺乏持久而均衡的注意力。有一件事情很奇怪，我们往往看到一些胆大的辩护人风头盖过司法官。而司法官坐上这个位子，就是要扮演上帝这个角色的，那么他就应该约束放肆的人而善待温良的人。但是更奇怪的是，司法官居然有明显宠信的人，这只能造成诉讼费用的成倍增加，旁门左道的嫌疑沸沸扬扬。辩护人如果把案子的进程掌握得很好，辩护也十分公正时，司法官出于自己的责任，理应对他们做一些好评和称赞，特别是对诉讼不利的一方更应如此。因为这样使他们在委托人面前维护了他们的信誉，也打击了那些办案自以为是的辩护律师。同样，对那些巧言强辩、有重大疏忽、证据不足、强求施压、强词夺理的辩护律师，司法官也有责任给予公开的委婉的申斥。辩护人不得在法庭上顶撞司法官，在司法官作出判决后也不得扬言要重新提出诉讼。但是另一方面，司法官也不得中途退庭，借口辩护人的论点有问题，或证据不足。
第三，谈谈其他的司法人员，法庭的小吏和差役。法庭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此，无论坐在法庭上办案的人，还是站在法庭上办事的人，是限定区域里的人还是限定区域外的人，都应该远离丑闻和腐化。因为正如《圣经》所说：“荆棘丛中是采不到葡萄的。”（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7章第16节。）法庭的小吏和差役到处伸手，在他们中间就如同在石楠和黑莓丛中一样，公正的法律是很难结出甜美的果子来的。法庭的小吏和差役很容易受到四种人的影响：第一种是诉讼的始作俑者，他们使法庭增加负担，却使国家受到消耗；第二种就是那些使法庭卷入司法权之争的人，他们不是法庭真正的朋友，而是法庭的寄生虫，因为他们为的只是自己的油水和利益；第三种是被别人以为是“法庭左手”的人，他们能说会道，诡计多端，变化无常，把简单和直接的法庭程序引入邪路，弄得转弯抹角，像迷宫一样；第四种是收受好处和榨取钱财的人，他们简直跟法庭一样行使司法权，谁要是到了他们手中，就像躲避风雨的羊闯入了荆棘，难免要被刮掉一些羊皮。但另一方面，也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小吏，他们熟悉法庭程序，行事谨慎，对法庭的事了如指掌，那是法庭中出色的人物，往往会给司法官指引道路。
第四，谈谈司法可能涉及君主和国家的问题。司法官一定要牢牢记住罗马十二铜标法（指公元前5世纪制定的罗马法典，因刻于铜板上，故有此名。）的结语：“人民的幸福是最高的法律。”他还要明白，法律要是不追求这一目标，无非只是强词夺理，决不是什么受到神灵感悟的至理名言。因此，君主和国家经常跟司法官商量，那就是法律问题牵涉到了国家大事，或者司法官经常跟君主和国家商量，那就是国家的某些考虑涉及了法律问题。这样做都是国家的幸事。虽然法庭处理的多半是私人的诉讼，但这种事的前因后果也会牵涉到国家大事。我这里说的国家大事，不光是指帝王之事，也指会引起重大变革的事，或有危险前兆的事，或与大部分民众休戚相关的事。不要让任何人稀里糊涂地认为法律和真正的政策之间有什么抵触，因为精神和肌肉是相辅相成的。司法官还必须记住，所罗门的王座是由一边一只狮子支撑的，司法官就是狮子，只不过是王座下的狮子，因此，他必须谨慎小心，切不可指责或反对王权。司法官也不可以不知道他们的正当权力，不要以为他们什么权力也没有，他们的主要职责就是聪明地使用法律。“我们相信法律原本是好的，只要人们运用得当的话。”（出自《新约·提摩太前书》第1章第8节。）
谈愤怒
要完全消除愤怒，那不过是斯多葛派大言不惭的理论。我们有一句很好的圣言：“生气就生气，但不要犯罪，不要到日落还没有消气。”（出自《新约·以弗所书》第4章第26节。）对怒气，我们必须在其大小上和生气的时间上都加以控制。
我们先说说天性和习惯方面的生气如何尽力克制下去，其次再说说特别冲动下的怒气如何控制或至少不让它造成什么伤害。
关于头一点，只有让生气的人冷静下来，好好想想，发怒的后果会对别人的生活造成什么危害，除此之外，别无他法。最好的办法也只能是等完全平息下来，让他回顾一下当初怒气发作的情景。塞奈喀说得好：“怒气好像重物下坠，将自己粉碎于下坠之处。”《圣经》则教导我们：“要以耐心保持我们的灵魂。”（出自《新约·路加福音》第21章第19节。）无论什么人失去了耐心，也就等于失去了对自己灵魂的控制。人们决不能像蜜蜂一样，“把它们的生命留在所螫的伤口中”（出自维吉尔的《农事诗》第4 节第238行。）。
发怒确实是一种低下的情感，因为它在一些脆弱的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比如孩子、妇女、老人和病人等等，这些人最容易受怒气的控制。只是人们必须注意，怒气最好带有蔑视的成分，不要带有恐惧的成分，这一点容易做到，只要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就行。
关于第二点，怒气的原因和动机有三种。第一就是对于伤害过于敏感。没有一个发怒的人不是感到自己受到了伤害，因此，软弱和敏感的人必定会经常生气，世界上就有那么多事情让他们感到烦恼，性格粗鲁的人就不会那么斤斤计较。其次是有些人从自己所受的伤害中还领会到或琢磨出一种对自己极其蔑视的成分，这种蔑视使他的愤怒火上加油，比伤害本身还让他难以忍受。因此，当一个人在种种情况下敏感地意识到有人看不起他时，最容易燃起他的怒火。最后，涉及名誉的问题，也能使人火冒三丈。息怒的方法正如康萨弗（16世纪西班牙的名将。）所说的那样，“一个人应该有一张结实的荣誉之网”，也就是要时刻顾到自己的脸面。但所有息怒的方法中最好的一种就是让时间来安慰他，使他相信报复的时机还没有到来，但可以预见到总有那么一天，从而使自己暂时冷静下来，把怒气压下去。
要使一个人在怒气很盛的情况下不至于做出什么蠢事来，有两点要特别注意。一是要避免过分激烈的语言，特别是彻头彻尾人身攻击的语言，一般的咒骂倒没有多大关系。此外，不要去揭人的隐私，因为这样做的话，你自己也很难立足于社会。其次，不要因怒气发作，跟人决裂，连事务都不管不顾，不管你的火发到什么程度，也不要做出任何无可挽回的事情。
至于怎样使人发怒和息怒，主要全看掌握时间。一个人情绪失控或心情不好的时候，最容易被激怒。还有就是把在以前接触中发现的点点滴滴都收集在一起，加重对那个人的蔑视。与此相反，要人息怒也有两个办法：一是跟人初次说令人生气的事，要挑准时机，因为头一个印象是相当重要的；其次就是尽一切可能把所受到的伤害解释为没有轻蔑之意，而说成是出于对方的误解、担心、感情用事等等你能想得到的原因。
谈变迁
所罗门说：“世上没有新鲜的事物。”（出自《旧约·传道书》第1章第9节。）同样，柏拉图也有过一种想象：“一切知识都不过是人们的回忆。”因此，所罗门得出一种观点：所有新鲜事物都不过是被人遗忘了的旧事物而已。由此可以看出，勒茨河（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人死后，他的灵魂必定要喝这条河中的水，这样就会忘掉世间的一切。）不仅在地府流淌，而且也在人世间流淌。有一个遁世的占星术士说：“在宇宙中有两件事是永恒不变的，第一件事就是天上的恒星永远在一个固定的位置上，相互间保持一定的距离，既不靠近，也不离开。第二就是所有的天体都永远围绕地球按一定规律运行，否则的话，世上什么东西都无法存在片刻。”
毫无疑问，世间万物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永远不会静止。席卷一切、湮没一切只有两种灾难，一是大洪水，一是地震。至于大火灾和大干旱，并不灭绝人类和毁坏一切。菲顿（希腊神话中太阳神赫利俄斯的儿子。）的喷火车只能狂奔一天。伊利亚时代的三年大旱非同小可，但还是有人生存了下来。（出自《旧约·列王记》第17、18章。）至于西印度时常会因为雷电引起大火，影响的范围就更小了。但是巨大的洪水和地震就足以毁灭一切了。不过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大洪水和大地震虽说造成了大破坏，但还是有一些人生存了下来，只是劫后余生的只是一些没有开化的山民，他们对发生的一切没有任何记载，因此，他们的记忆也湮没在一片空白之中，就像没有一个人幸存下来一样。如果我们对西印度的人民仔细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他们的民族比旧世界的民族都要年轻一些。以前在那里发生巨大灾难也可能不是地震，并不像埃及僧人告诉梭罗的那样：“大西洋中有一个巨大的海岛在一次地震中被吞没了。”（出自柏拉图的《蒂迈亚斯》。）而更像是大洪水造成了许多地方荒无人烟，因为那个地方是很少地震的，而恰恰相反有许多滔滔奔流的大河，欧亚非的一些大河跟它们相比，不过是一些小溪流罢了。同样，他们的山，比如安第斯山脉就比我们的山高得多。由此可以推测，那些幸存下来的，都是大洪水中的得救者。
马基雅维利的观点认为，宗教的派别斗争才使这些往事在人们的记忆中荡然无存。他诋毁格利高里一世（为罗马教皇。），说他竭尽所能消灭一切异教徒的古迹与传统习俗。但我并不认为宗教的狂热会到如此程度，纵然如此也维持不了多久。比如萨比尼安（为罗马教皇。）继位以后，就将古迹和古代的风俗习惯一一恢复了。
天体的变化和更迭并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如果世界真的能无限地延续下去，那么柏拉图的“大年”说（据认为世界在开初后的12954 年（有人推算为25920年），所有的星球运行到它开始的位置上，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这种观点是柏拉图提出的。）或许还能有些作用。不是说天体状态的更新与世间每个人的变化一致，而只是大体相同而已。因为认为天体对世界万物的影响比实际上还要大，而且精确到毫发不爽，那只是那些人的空想而已。彗星毫无疑问对世间万物总体上也有同样的影响力，但是人们只是抬头仰望彗星划过天空，很少会察觉它们的影响，特别是察觉到它们对具体事物的影响，也很少会察觉到它们是什么样的彗星，多少大小，什么颜色，闪射光线的方式，在天空中的位置，在天空中持续的时间，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等等。
我曾听到过一种并不重要的说法，但我不认为它是无稽之谈，因此想让大家也听听，说的是人们注意到，低地国家，具体哪个国家说不好，每隔三十五年会出现同样的年景和同样的气候，比如严重的冰冻、大涝、大旱、暖冬、凉暑等等。他们认为这是风水循环。这是一件我愿意提到的事情，因为回顾历史推算一下，我发现确有巧合之处。
现在我们把自然界的情况撇在一边，谈谈人间的情况，其中最重要的变迁就是宗教派别的变迁。因为宗教是人类灵魂运转的轨道，因为真正的宗教坚如磐石，而其他宗教则随着时间起伏不定。所以现在说说新宗教产生的原因，在有关方面提出一些意见，不过对这样重大的改革，人类的理解力很有限，我所说的当然也很肤浅。
以前被人们接受的宗教，变得四分五裂，宗教领袖腐化堕落，丑闻四起，与此同时世风日下，愚昧无知和野蛮暴力到处可见，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有人以倡导者自居，倡导一种怪诞不经的精神。穆罕默德就是这样宣布他的法典的。但要是新宗教没有以下两个特点，就不必顾忌，因为它们成不了气候。一是大有反对或取代现存权威之势，因为那是最受欢迎之事；另一个就是放纵人们寻欢作乐，过荒淫无道的生活。虽说有些应时而生的左道邪说，如古代的埃瑞安派（因创始人为埃瑞亚斯而得名，活动于公元4世纪。）和现代的阿米尼安派（荷兰神学家阿米尼安的信徒，主张人类的意志是自由的。），对人们的心智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但无法使国家产生巨大的变化，除非国内的一些情况使他们有机可乘。
新宗教的建立有三种方式，一是借助于一些征兆或奇迹，二是借助于雄辩和机智的说教，三是借助于残酷的手段。至于殉难，我把它们归入奇迹一类，因为它们需要有超人的力量，有些虽说让人崇敬，但同时也令人费解的圣洁生活也可归入此类。
无疑，阻止新教派的产生和教会分立最好的办法就是革除陋习，调和细小的分歧，采用温和的手段，而不是血腥迫害的手段，也可以用争取说服和提升的办法，让主要倡导人脱离新教，而不是用暴力让他们受苦，因而激怒他们。
在战争中变化和变迁就更多了，但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战争发生的地点，二是战争中使用的武器，三是战争中的战略和战术。古代战争似乎更多的是东方打到西方，因为波斯人、亚述人、阿拉伯人都是东方民族，也都是侵略者。当然，高卢人是西方人，但我们在历史上只读到两次侵入他国，一次是进攻盖莱西亚（位于小亚细亚，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省。），另一次是进攻古罗马。但是东方和西方并无明确的概念，因此，战争来自东方还是来自西方并无定论。但究竟来自南方还是北方却可以定下来，因为难得看到或从来就没有看到过，最南边的国家入侵过北方的国家，反过来倒很常见。由此可见，世界上北方地带，是天生更好战的地带。这或许由于北半球星象的关系，或许由于北半球有广阔的大陆，而南半球就现在所知，大部分区域是海洋。不过最显而易见的是北方气候寒冷，在这种气候下不用训练，就能身强力壮，好勇斗狠。
当一个大国或一个帝国分崩离析或摇摇欲坠的时候，一定会有战争。当强大的帝国在它们强盛的时候，那些被它们征服的民族，他们的军队被削弱或摧毁，他们的防御就依靠帝国的军队。当帝国没落的时候，这些民族也跟着完蛋，沦为了异族的鱼肉。罗马帝国就是这样衰亡的，查理大帝之后的日耳曼帝国也是如此，西班牙帝国走下坡路时也是这样。同样，几个大国的扩张和合并也会引起战争，因为一个国家过于强大，就像洪水一样，必然会造成泛滥。这种情形我们在罗马、土耳其和西班牙等国家都能看到。
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极少数不开化的民族，除非他们知道生计之道，他们是不愿意结婚生育的。如今除了鞑靼国，世界各地也都这样，因此就不会有人口泛滥的危险，但有的大民族不好好安排他们的国计民生，却让他们的人民大量繁衍生息，这样他们每隔一两代就不得不将人口中的一部分移居到别的国家去。古代的北方民族常用抽签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就是说用这种方法来决定哪些人可以留下，哪些人要迁移出去谋生。当一个崇尚武力的国家衰落时，其他国家一定会向它挑起战争，因为这个国家衰落时，国内却很富足。因此，一方面它的财富诱使别的国家前来挑战，另一方面它武力的衰落也鼓励别的国家对它发动战争。
至于武器，几乎找不到什么规律，但是我们依然能看到它们的反复变迁。我们可以确定，在印度的奥克西多克斯城早就有了火炮，当时入侵那个城的马其顿人称它们为雷电和妖法。还有大家都知道，中国使用炮火也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关于武器的状况和它们的改进，首先是射程要远，这样使用炮火和滑膛枪就比较安全；第二是攻击力要强，这方面炮火确实超过了古代所有的攻城武器和其他发明；第三是使用方便，在任何天气条件下都能使用，而且分量要轻，便于搬动。
说到战略战术的变迁，起先战争全靠人数的多少，战争的胜负全看主力的强弱和勇猛的程度，他们约定日期和地点，要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战斗，当时他们对列队布阵还一无所知。后来他们渐渐认识到兵不在多，而在于精，渐渐懂得了抢占有利地形，也懂得了巧妙转移等等战术，在指挥作战方面也越来越熟练了。
一个国家年轻的时候，武力很强盛；到了中年，就盛行学术了，然后到了一个时期，武力和学术并重；到了一个国家衰退的年代，工业和商业会发展起来。学术也有它的婴儿期，那时它刚刚萌芽，还相当幼稚；然后进入青年期，那时它意气风发却不够成熟；接着进入壮年期，变得结实和精悍；最后进入老年期，变得枯竭和萎缩。但是我们对这些兴衰变迁的历史车轮不宜多看，要不就会看得眼花缭乱。至于历史文献，那不过是一些周而复始的故事，不宜在本文中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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